徐瑜／「有床」為什麼還是不能安置？議員想接住孩子，可以做什麼？

今年 8 月，臺北一名 10 歲女童的事件，再次把「孩子出事了為什麼不安置？」這個常見的疑問推上新聞版面。

依目前公開資訊，女童在家中疑遭母親接觸的男性猥褻，2025 年底由鄰長陪同母女報案。社政系統介入後，持續以安全計畫及密集服務讓孩子能在家生活。

北市社會局表示，當時依 SDM 評估¹註：SDM 評估
SDM（Structured Decision Making，結構化決策模式）是兒少保護工作中使用的評估工具，協助社工依據兒少當下的安全狀況、家庭風險等資訊進行評估，作為後續處遇（輔導計畫）與是否需要保護安置等決策的參考。（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未達司法保護安置標準，且孩子對安置也曾有不同想法；另一方面，議員則揭露，孩子後續曾多次表示不想繼續住在家裡，8 月更發生自傷。

此事件經媒體報導、議員召開記者會後，市府重新評估並啟動司法保護安置程序。

每次看到「為何不安置？」、「延遲安置？」這些斗大標題，我在意的不只是這一案最後到底有沒有安置。

因為實務上，不可能每一個保護案件都進入緊急甚至長期安置；在社會工作裡，維持孩子在原生家庭中安全生活，本來就是首先需要努力的方向。但風險會變、孩子的意願會變，評估與處遇（輔導計畫）本來就必須跟著變。安置也從來不是按下一個按鈕，孩子就從危險的家瞬間移動到安全的床上。

所以，事件最後「安置了」，對孩子來說並不是圓滿的大結局，而可能只是開始了另一段很長的路。

我反而想趁大家都在問「為什麼不安置」的時候，多問一句：那些大聲要求政府安置孩子的民意代表，知道安置之後需要什麼嗎？又知道自己其實可以做什麼嗎？

安置業務除了中央規畫政策主軸之外，其實還高度仰賴地方政府規畫、資源配置與管理督導。既然政治力可以要求「快點安置」，那政治力當然也可以用來增加真正接得住孩子的量能。

所以我寫下這一篇。給所有主張「應該安置」的議員、民代，一份增加安置量能的教戰手冊；更希望所有關心孩子的民眾，也可以一起關注、作伙守護。

1. 別只問「還有幾床」，先問「為什麼沒有床」

地方議會第一個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要求社會局處提出完整的安置量能地圖，不要只給「核定床位數」。除了核定多少床，更應該分開問：

• 核定多少床？實際可以收多少床？現在住多少人？
• 有多少床因為缺人或其他因素而不能使用？
• 哪些年齡、性別或特殊需求兒少（身障、特教、精神醫療、情緒行為等）最缺安置資源？各缺多少？
• 有多少孩子最後必須跨縣市安置？
• 每次媒合，平均要問多少家機構才找得到位置？
• 有多少案件因為找不到資源而延遲安置？

這很重要，因為「有空床」和「這張床能接這個孩子」完全是兩回事。

過去官方資料曾顯示，臺灣一方面有機構床位未被使用，另一方面，不少孩子仍必須離開原本所在的縣市尋找安置處所，這代表孩子必須要換環境、換學校、離開熟悉的社區資源或醫院等，受到更大的衝擊。

2020 年資料中，全臺兒少安置機構的床位使用率約 54.6%，但跨轄安置比例高達 43%。換句話說，即使整體仍有不少空床，也不代表孩子能在原本生活的縣市，找到適合自己的位置。這正好說明：問題不能只看總床數²註：為什麼跨縣市有床，也不一定能解決問題？
目前臺灣的政策方向，仍期待兒少能夠盡量在原轄區內安置。這背後有一個很重要的考量：安置不是把孩子送走就結束了。孩子進入安置之後，還是要維持家庭關係、安排探視、處理返家準備，也需要教育、醫療、心理、社政等不同系統持續合作。如果孩子跨縣市安置，原本負責的縣市政府仍然要處理孩子的安置與家庭工作，但孩子日常使用的學校、醫院、心理衛生與社區資源，卻可能是另一個縣市的系統。因此，跨縣市安置真正的困難不完全是「距離」，而是行政疆界造成的資源分配、責任歸屬與網絡協作問題。但反過來說，如果孩子留在原縣市，卻找不到真正適合他的照顧資源，「轄內安置」本身也不應該成為目的。最終還是要回到一件事：哪裡有最適合這個孩子的照顧，以及我們能不能讓支持他的系統一起跟上。。

這其實可以用醫院來理解。醫院裡有一張空病床，不代表任何病人都可以住進去。

如果現在需要的是加護病房（ICU）床位，但醫院只剩一般病床，我們不會說「明明還有床，為什麼拒收？」如果病房有 20 張床，卻沒有足夠的護理師，我們也知道那 20 張床不可能全部打開。

安置機構其實也一樣。我們要區分 2 種床，一種是「物理上的床」，另一種是「真正可以提供照顧的床」。一間機構可能核定 24 床，目前只住 18 個孩子，看起來還有 6 床。可是能不能再接一個孩子，要同時看很多事情：

包括照顧人力夠不夠？現在住在裡面的孩子需求有多高？目前工作人員負荷到什麼程度？新來的孩子幾歲、性別為何？有沒有身心障礙、特教、精神醫療需求？如果是特教生，社區是否有可以承接的特教資源？有沒有高度自傷、攻擊、性議題或逃離風險？現有空間與人力配置能不能回應他的需要？甚至還要評估「新進兒少」與「目前住在機構裡其他孩子」彼此之間的安全與影響。

所以，床位其實不是一個固定數字，而是「孩子的需求 × 現有兒少需求 × 人力 × 專業能力 × 空間與外部資源」交互作用後的結果。

如果真正缺的是人力、專業能力、特殊需求資源與跨系統支持，那麼政策一直要求機構「把空床打開」，並不會增加真正的安置量能。就像 ICU 缺護理師的時候，你再買 10 張病床，也不會多出 10 張 ICU 的床。

2. 增加安置量能，要先把錢編進預算

如果議員真的認為床位不足，就可以在預算審查時直接問：「今年政府編了多少錢來增加安置量能？」

不是只有安置費。地方政府還可以編列包括新增團體家庭、安置機構或其他多元照顧措施的開辦費用；房舍裝修、消防、無障礙與設備改善；以及其他如都會區租金補助、籌備期間人事費、專業訓練費、交接班或代班人力費、督導與心理支持費、高需求兒少加成照顧費，還有總是看得到吃不到的加班費。

如果政府一直說缺床，預算書裡卻完全看不到「增加床位」需要付出的成本，那就是嘴巴上的政策。

3. 有預算，也要有真的能住的空間

臺灣尤其都會區，最現實的問題之一就是房價與租金。一個民間團體要找到符合安置規範、消防、樓地板面積與生活空間要求的房舍，成本非常高。

所以，議員可以要求縣市政府盤點閒置宿舍、社宅、公有建築、學校閒置空間及其他適合的公有房舍。

當然，也不是免費丟一間破房子給機構，而是由政府負責取得建物、完成修繕、消防及必要設施，再以低租金或無償方式提供專業團體經營。

這其實可能比政府自己蓋一間大型機構有效率得多。

4. 想增加床位，就先把「人」養出來

這一點非常值得議員直接去問：「我們這個縣市現在缺多少社工、生輔員、保育員？去年流動率多少？平均做多久離職？」

因為跟醫院一樣，很多時候不是沒有房間，而是沒有人可以開出床位；兒少福利機構本來就有一定的專業人力配置要求。

所以地方政府不能只要求機構招人，也要建立安置機構專業人力培育計畫，包括職前與進階訓練、主管與督導培育、固定回訓、外部督導，以及受訓期間的替班人力補助等³註：進階訓練可能包括創傷知情、危機介入、性議題、自傷自殺、攻擊行為等；而培訓也不只是把工作者送去上課，還需要增加照顧人手、調整照顧人力比及提供替班支持。。

而且請特別記住，訓練成本不是只有講師費。工作者去上課的工時是成本；原本照顧孩子的位置需要有人替班也是成本；學完之後的督導、回訓、案例討論更是成本。

如果議員真的支持「提升安置品質」，不要只問招到多少人，還要問工作者有沒有足夠的訓練、督導與支持。

5. 把人養出來之後，也要想辦法把人留下來

議員可以要求行政單位提供不同職類的薪資、年資、流動率、職缺率與離職原因，然後再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如果我們期待一個人日夜輪班，處理自傷、攻擊、逃家、情緒危機、就醫、就學，還要跟孩子建立長期關係，我們準備給他多少錢？

如果一邊要求專業、責任、承諾與高風險承擔，一邊又只願意用低薪購買這些勞動，最後招不到人其實不應該令人意外。

議員可以要求高風險、高需求、高輪班工作必須有薪資加成、夜班津貼、年資留任獎勵及合理福利。不要每次缺人，都再叫機構「想辦法招募」。

6. 不要只問「新增幾床」，還要問「新增的是什麼床？」

最容易發生的政策錯誤就是，政府說增加了 20 床，結果真正需要的孩子，還是一床都沒有。

因為缺的往往不是普通床，而是能承接嚴重情緒行為議題、自傷自殺高風險、身心障礙、特殊教育需求、性議題、多重創傷、高度攻擊或逃離風險的照顧位置。

所以議員應該問：「今年新增的是什麼床？」而不是只問「新增幾床？」並要求政府對高需求兒少⁴註：什麼是「高需求兒少」？
有些孩子生活相對穩定；有些孩子可能同時有身心障礙、精神醫療、嚴重創傷、自傷傷人、逃離或其他高度照顧需求。後者需要更密集的陪伴、更低的照顧人力比、更專業資深的工作人員，以及更多醫療、心理、教育與危機處理資源。提供差異化費率、差異化人力比與跨專業支持。

前面的 ICU 類比在這裡同樣適用。

所謂「差異化人力比」，就是需求越高，配置的人力應該越多；差異化費率，則是政府支付的照顧費用，也應該反映真正增加的照顧成本。

但目前我看到比較大的問題是，無論在政策、資源甚至社會文化上，我們都還沒有真正建立一套積極支持機構承接高需求兒少的制度。

我們一方面希望機構「不要拒收」困難的孩子；另一方面，當機構真的把孩子接下來，人力沒有跟著增加、專業訓練與督導未必有人支持，教育醫療資源也不一定接得上，工作者還要承擔更高的照顧與安全風險。

最後就變成一件很矛盾的事情，我們期待機構開 ICU，卻只給一般病房的人力、設備和費用；等機構說自己接不住，又責怪它「拒收」；即使接下來這些最危急的孩子，照顧出現狀況時，又被責怪「照顧不力」。

地方選舉又要到了，這次別只承諾「增加床位」

年底又要地方選舉了。接下來，我們可能會再次聽見「增加兒少安置量能」、「不能再讓孩子沒地方去」等承諾⋯⋯很好，那就請把這些話記下來。

因為增加安置量能，從來不是要求社工「趕快找到床」，也不是出事之後質問安置機構「為什麼不收」。

地方政府可以編預算、找空間、改善工作者待遇、支持訓練與督導。但真正的安置量能也不只由社會局負責：孩子能不能順利就學、寄養家庭能不能留下來、社區願不願意接受安置機構，都會影響一個地方究竟能不能接住孩子。

而議員可以質詢、審預算、提案、協調跨局處，更可以在安置機構真的要進入自己的選區、居民開始反對的時候，選擇站出來協調與承擔。

下一次再有人問「為什麼孩子沒有地方可以去？」

我們也可以一起問問那些曾經為了兒少受虐焦急心疼、承諾增加安置量能的人：「這幾年，你做了哪一件讓孩子真的有地方可以去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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