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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被安置了」,並不是故事的終點。有了床位之後,學校願不願意接、寄養家庭能不能留下、機構有沒有人力,都是安置能否真正接住孩子的關鍵。想增加安置量能,不能只問「有幾床」,而要讓整座城市一起承擔照顧責任。

安置業務除了中央規畫政策主軸之外,還高度仰賴地方政府規畫、資源配置與管理督導。既然政治力可以要求「快點安置」,那政治力當然也可以用來增加真正接得住孩子的量能。那些民意代表知道安置之後需要什麼嗎?

有些新世代工作者重視個人界線,會被解讀為不夠投入,但真正的問題是,我們長期把工作設計得沒有界線。我也認為督導不應是組織結構問題的緩衝墊,督導能支持、協調、提醒與培力,但不負責滿足工作者對於一切的不滿意。

我看見社會可能缺乏理解兒少安置工作內容和限制,就自行建構出「你們該如何做」的標準來檢視,這種「無法被理解,卻承擔高度責任」的狀態,將影響照顧人力、服務轉向保守。我們是否真的在建構一個能長期照顧孩子的體系?

少年偏差行為常過早司法化,造成錯置與資源斷裂。照顧現場呼籲從需求出發,建構分級分類、跨系統支持網絡,讓孩子不再被制度推來推去。

這場疫情,讓原本人力就已經很吃緊的家園,在照顧上更是吃緊;也讓原本就已經是高群聚風險的機構,風險更高。

「不見得每一家安置機構都缺錢,但幾乎每一家安置機構都缺人」,照顧人力是兒少安置機構最難以突破的困境。

「給他一點時間吧!這個社會欠他的,他都還沒恨完。在他還沒恨夠這個世界之前,他要拿什麼來感恩呢?」

對這些孩子們而言,家庭乘載許多難解的情感,我們只要給出一點空間,就能為他們騰出一些喘息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