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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公開咖啡聚會、地方工作參與到穿越社區街道的接力行動,DFC 以建立各地失智友善城鎮據點、串聯地方行動為目標,希望失智者不被簡化為照顧服務的對象,而能繼續作為地方生活的一員。

有些新世代工作者重視個人界線,會被解讀為不夠投入,但真正的問題是,我們長期把工作設計得沒有界線。我也認為督導不應是組織結構問題的緩衝墊,督導能支持、協調、提醒與培力,但不負責滿足工作者對於一切的不滿意。

在烏克蘭身心障礙服務尚且脆弱時,戰爭就以極快的速度將其撕裂。身心障礙者生活中的「不方便」,在戰時成為攸關生死的難題。撤離、避難、就醫變得更困難,當政府系統接不住,身心障礙者組織與社工如何在戰火中補位?

戰時,社工需要在資訊不完整的情況下,判斷婦女現在是否安全?孩子的照顧者有沒有能力繼續照顧?獨居長者是否還能自我照料?後續的支持也很重要。然而,社工看見的困境是,時常不知道個案轉介後,服務是否能銜接上。

「生命當中,每個人都有所牽掛,他只要沒有了牽掛,也就不需要珍惜自己,就像那個熊玩偶。」當熊玩偶被破壞,牽掛沒有了,「要變強」的種子一旦種下,人就不會回頭了。

對多數人來說,訂房可能只是旅行前的小事;但對障礙者而言,卻可能是一場反覆確認、擔心落空的過程。明明已確認無障礙需求,入住前卻被臨時通知換房、加價。這場外宿經驗,也讓障礙青年們重新看見臺灣旅宿制度中的幾個困境⋯⋯

我覺得那間房像是某種記憶的牢籠,只要不把通往世界的門開啟,裡頭的氣味、記憶與時光,也許就永遠不會消失,會停留在他們希望能停留的階段。而今天我們有幸和叔叔、阿姨一起見證門開啟的那一刻,一起看見了屋外的陽光和雨水。

企業招募大專校院障礙生擔任校園代表,學生領取最低工資,且工作內容多由校方安排,權責模糊的工作,將學生視為湊齊定額進用名額的工具人。勞動部針對障礙學生就業轉銜,企業找不到合適障礙人才的問題,不應再消極以對。

調查顯示,許多新住民早已取得身分證,甚至主要負責家庭金錢事務,卻在開戶、匯款、轉帳或使用行動銀行時遇到門檻。看不懂文件、害怕操作錯誤、臨櫃壓力與詐騙風險,讓她們常需要仰賴孩子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