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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時生活難免受到干擾,多數人都不會想長期住院。真正讓許多患者不敢離開醫院的,是出院後仍有復健、照護等需求。過去復健治療高度集中在醫院,社區端的支持很稀缺,患者不知道出院後還有哪些資源,因此寧願繼續住院。

BSN 的案例提醒我們,要讓死亡成為可以談論的事,需要設計出居民能夠安心分享、有人承接情緒,也能把故事轉化為行動的場域,並且在生命末期前,就要創造空間讓人練習談愛、談照顧、談失去,也談自己想如何被記得。

傷友團體回應,即使政府強調沒有住院天數限制,實務上患者仍常常在需要急性醫療時,就被要求出院。若病況還不穩定就出院,後續出現問題,仍得往返醫院、掛不同科別就醫,反而可能耗費更多醫療資源。

這些作品不是為了證明精神障礙者「其實很厲害」。展覽主辦人蔡長勳說他更傾向將展覽稱為「照片故事展」而不是「攝影展」,因為無論是工作、學習、吃藥後的疲倦、幻聽、住院、想家,住民想說的生活經驗,都可以成為作品。

在照顧媽媽時我會有些困難,例如雙腳沒辦法久站,重心也不太穩。過去我幫媽媽重新申請身心障礙鑑定,也曾在醫療資源和制度上遇到問題,讓我憤怒又無奈。社工曾問我:「照顧媽媽壓力最大的是什麼?」現在我覺得是沒有錢。

社宅無障礙房型數量有限,卻未必優先給真正需要的身障者,不少輪椅使用者只能住進一般房,或必須自費改裝浴室、廚房與家具等,搬離時還要恢復原狀。民團呼籲,無障礙房應改善分配優先次序、增加通用設計與居住年限。

我從小害怕孤單,也曾因母親酗酒、家暴而痛恨她。接觸戲劇後,我開始理解新住民女性面臨的處境、把生命經驗搬上舞臺,成立劇團「文藝工匠」,創作關於家庭、標籤和理解的作品。藝術沒有抹去傷口,卻讓我學會與自己和解。

這場活動由孩子主動規畫,孩子說:大人和他們對話時,要說出彼此的心情與立場;希望人行道大一點、電影院的無障礙座位可以設在後面一點。希望在學校時,老師能跟其他同學說明身心障礙的需求,讓大家更認識我們。

嚴重精神病人如果在家中、鄰里陷入自傷或傷人風險被強制送醫,將須透過法官和專家參審制裁訂,考量的不再只是病人或醫師的想法,還有社區和家庭能提供哪些支援。想兼顧醫療專業和人權保障,還需要時間觀察實行後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