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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先生/我是身心障礙者,也是照顧媽媽的人:我能做的,是陪她走完這段路
「大人的角度不等於事情的全貌」,一場由身心障礙孩子主動發起的交流大會

10 月 3 日,臺北警方搜索西門町男同志酒吧,將 51 名顧客帶回製作筆錄,引發執法過當及歧視爭議。警方事後認定多名員警言詞不當並予以懲處,市長蔣萬安也公開致歉。民間團體質疑搜索及帶離顧客的法律依據,要求獨立調查、公開執法紀錄,並建立多元性別場所執法準則。

木蘭同時展現了一種搖擺、曖昧的性別形象,在傳統性別間遊走,古詩中「安能辨我是雄雌」的含義,是我們得以發展「新的木蘭敘事」的一個切入點—— 因為這正是當代酷兒的狀態,是正在發生的、當代的木蘭故事。

臺灣、香港、新加坡與日本同為富裕社會,貧窮者卻仍可能被制度與社會排除。這場跨國交流從社會救助、住房到社區實踐,重新思考「自立」與貧窮:真正有尊嚴的生活,不只是不挨餓、有工作,更是每個人都有資源活出自己重視的人生。

陪伴者願意一路相隨,但最終要下決定的人仍是自己。拳擊是樂窩找回都原孩子的方式,起初是一個吸引孩子加入的方法,後來成為一種生存手段,更是原住民翻身、改善家境的利器,但拳擊不該是人生的唯一選項。

孩子「被安置了」,並不是故事的終點。有了床位之後,學校願不願意接、寄養家庭能不能留下、機構有沒有人力,都是安置能否真正接住孩子的關鍵。想增加安置量能,不能只問「有幾床」,而要讓整座城市一起承擔照顧責任。

適應體育不是要求人去適應環境、自己想辦法,而是要反過來思考,怎麼讓體育活動回應每個人的差異。當我們不再要求每個人都要符合單一標準的身體樣貌時,體育課才能真正開放給大家。

全國第一個「精神病人及精神障礙者同儕支持員」職業訓練專班 9 月 14 日開訓,由勞動部、臺北市政府及衛福部跨部會合作,並由台灣社會心理復健協會辦理,首批自 35 人報名中錄取 12 名學員,將接受 100 小時專業訓練,遠高於現行同儕支持員僅需的 18 小時。

安置業務除了中央規畫政策主軸之外,還高度仰賴地方政府規畫、資源配置與管理督導。既然政治力可以要求「快點安置」,那政治力當然也可以用來增加真正接得住孩子的量能。那些民意代表知道安置之後需要什麼嗎?

脊髓損傷的傷友們,傷後要經歷漫長的各科會診與復健,但在這條長路上,還有一些因素並不是個人努力就能解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