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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執行長李明洳觀察,《刑法》看的是事件最後結果,然而背後可能有結構性因素是社工看得到,法律人不一定理解的。一審判決論述對社會的影響也不斷在累積,主管機關(衛福部)面對壓力,會有改革的需求。

樸恩美在失業期間創立 NEET Lifers,模仿職場運作招募青年,讓他們慢慢習慣打卡、設定目標、與他人互動;曾隱居 5 年的柳承圭也創立「不害怕公司」,讓參與者說出自身經驗,轉化成理解和陪伴他人的能力。

判決結果引發社工界強烈反彈。社會工作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指出,「保證人地位」的法律認定對社工是極為沉重的壓力,擔憂第一線人員未來將採取防禦性作為,甚至引發人力出走潮。臺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則強調,若制度賦予社工高度的法律責任,就必須對等提供充足資源、明確的權限與系統支持,否則只是將體制漏洞轉嫁至個人。

這幾年,性騷擾、性侵害、跟蹤騷擾等事件持續被揭露。在事件本身,包括如何究責、如何預防之外,還有一段較少被討論的過程,那就是從發生,到發聲。
有些性暴力倖存者可能需要 10 幾年,才意識到那是一種性暴力;也有人在「要不要說」、「可以跟誰說」之間反覆掙扎。

越窩的經驗也凸顯社區合作經濟的結構難題:「賺錢」與「培力」要如何兼顧?我們選擇在越窩投注較多的面向是「新住民就業培力」以及「個人發展培力」,讓小星星對新住民群體在社區或社會的議題產生意識,有理解制度的動能與反思能力。

剴剴案社工過失致死宣判後,4/22 社工、教保、護理等各行各業的工會與支持團體聚集行政院前抗議,指出其職業承擔的處境和風險,與社工困境極其相似。抗議現場持續呼喊「社工拒當替罪羔羊」、「制度要改變」等口號。

出養評估改由公部門主導,媒親卻更困難。流程拉長、安置資源不足,孩子在等待中錯過關鍵時機;收養家庭與後續支持也不足。民間團體提出疑慮,呼籲政府補足資源與制度設計,避免延誤程序、遺落孩子。

我看見社會可能缺乏理解兒少安置工作內容和限制,就自行建構出「你們該如何做」的標準來檢視,這種「無法被理解,卻承擔高度責任」的狀態,將影響照顧人力、服務轉向保守。我們是否真的在建構一個能長期照顧孩子的體系?

臺北地方法院新聞稿指出,陳尚潔本著自身專業,不懷疑保母說法,不對其說詞進行調查,顯然沒有盡到查核、保護的義務。剴剴案已2年,除收養制度正式進入國家系統,兒福聯盟也面對財務與人力、收養業務和兒虐訓練的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