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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色是日本失智症友善俱樂部(DFC)的代表色,圖為該組織於 2025 年舉辦的全國高峰會。圖/取自 RUN 伴臉書
伴隨高齡人口漸增,日本政府 2024 年通過《失智症施策推進基本計畫》。該計畫引用厚生勞動省補助研究指出,2022 年日本 65 歲以上失智症者約 443 萬人,輕度認知障礙(MCI)者約 559 萬人,合計已超過 1000 萬人。
當失智症從少數家庭的個別遭遇,轉為整個社會正在面對的現實,問題便不再停留於照顧資源是否足夠,而是失智者能否繼續留在原本的生活裡。
在這樣的背景下,2007 年成立的日本 NPO 失智症友善俱樂部(認知症フレンドシップクラブ,Dementia Friendship Club,以下簡稱 DFC),以建立各地失智友善城鎮據點、串聯地方行動為目標,希望失智者不被簡化為照顧服務的對象,而能繼續作為地方生活的一員。從公開咖啡聚會、地方工作參與到穿越社區街道的接力行動,DFC 及其地方網絡試著處理的是,如何讓「友善」從口號,變成地方真正可運作的日常。
DFC 理事長井出訓是老年看護學者,他觀察到在日本社會裡,一旦某人被診斷為認知症(即失智症),周圍的人便迅速把這個人定義為「需要照顧的人」,後續所有的服務、計畫等安排,都圍繞著「如何照顧他」展開,而非「他想如何生活」。
理事徳田雄人則是在加入 DFC 之前曾擔任 NHK 電視製作人,他採訪過一位喜歡游泳的失智者,因為在更衣室找不到自己放衣物的位置而放棄這個興趣。困難不只來自失智症的症狀本身,也來自運動中心沒有提供可行的環境支持。
這些觀察成了 DFC 整個工作的起點:失智症的困難,很大程度來自「認知功能的變化」與「周遭環境設計」之間的落差。例如銀行撤走實體窗口、只剩操作複雜的 ATM,對多數人影響不大,對失智者卻可能直接導致無法獨立提款、被迫提早入住機構;或是超市收銀臺速度太快,找不到零錢的失智者被視為麻煩顧客。

DFC 因此把工作重心從個案照顧轉向地方環境設計,而且這些改變不能只由專業者決定,失智者本人也要參與其中。他們以「在所有城鎮建立失智友善據點,並將其串聯起來」為使命,試著打造一個即使罹患失智症,仍能盡可能維持原本生活節奏與社會關係的城鎮。
在 DFC 看來,要實現這個使命、讓失智者繼續留在地方生活,不能單靠一項服務或一場活動,而需要同時推進幾個重點:在地方建立跨系統的核心推動力量、讓失智者以自己的方式重返日常場域,以及把個別地點的友善實踐擴散為更廣的地方網絡。三者並非依序推進,而是在每個城鎮的具體實踐中相互交織。
DFC 在各地推展工作的第一步,是把原本不在同一張桌子上的人拉進同一個討論空間。行政人員、醫療福祉工作者、NPO、地方企業、社區居民,DFC 與合作夥伴長期推動「失智症城鎮建設引導員培訓課程」(認知症まちづくりファシリテーター講座),目的是在地方上培養能在不同系統之間彼此串聯的人,讓他們在相同的問題意識下持續協商,找出具體的行動方向。

核心團隊能否建立,很大程度取決於問題如何被設定。DFC 指出,同一個議題,問法不同,進來的人就不同。問「如何讓更多人上失智症志工培訓課」,吸引到的多半是早已關注這個議題的人;但若問「獨居長者要怎麼在自己家附近買到東西」,商家、交通業者、社區鄰里都可能被帶進來。問題的設定,決定了誰有資格、有動機坐進同一張共事的桌子。
岐阜縣惠那市是常被 DFC 引用的案例。當地核心團隊在接觸 DFC 的方法後,開始意識到問題不在醫療福祉系統內部的整合,而在如何把原本不在醫療福祉體系內的地方力量拉進來。
例如,惠那市星巴克的店長因為接觸了相關理念,開始主動為在地的失智症咖啡活動提供咖啡,也有地方寺廟提供場地,建設公司老闆則曾擔任過接力跑步活動的執行委員長。幾位核心團隊成員也自主固定聚在地方咖啡館討論「3 年後、5 年後,這個城鎮要長什麼樣子」。
這些參與者原本都不是失智症服務提供者。對 DFC 而言,當失智症從福祉體系內部的議題,轉為整個城鎮共同關心的事,地方友善才開始形成。
貫穿 DFC 所有工作的重要前提,是失智者本人的參與。DFC 強調,任何關於失智症的決策,都不能在沒有本人參與的情況下進行。除了活動的設計,這個原則同樣體現在問題如何被設定、核心團隊如何運作的每一個環節,因為唯有當事人在場,才能看見困難的所在。失智者不是友善措施的服務對象,而是參與決定這些措施是什麼的人。
町田市的失智咖啡(Dカフェ)活動是代表案例之一。2016 年,DFC 町田事務局等地方推動者、町田市高齡者支援部門與市內星巴克門市合作,在咖啡廳一隅設立失智咖啡活動,無須預約,任何人都可以入座參與。

主辦單位刻意選在星巴克舉辦,是因為過往的失智症家屬聚會或相關講座,多在公民會館或社福單位的封閉空間舉行,吸引到的是早已關注這個議題的人。而星巴克每天有大量各式各樣的客人,客人看見失智咖啡的牌子,可能會好奇而偶然聽進去一段對話,對失智症的印象也就可能有一點點的鬆動。
活動現場,帶領人松本礼子和平田容子透過牌卡工具「旅行語錄」,讓每個人從牌卡中選一張、說說為什麼選它、從中延伸話題。失智者本人的聲音因此真實出現在場域中,一位失智者說:「看到卡片,想說的話就一直冒出來。我們得把自己的想法傳出去。」
除了失智咖啡,在町田市,「讓失智症當事人重新參與地方事務」的理念,也延伸到工作與社會參與場域。像是日間照護服務「DAYS BLG!」的使用者,會定期前往 Honda 汽車展示據點清洗展示車,並獲得報酬;「HATARAKU 認知症ネットワーク町田」則與町田市合作,整理市內荒廢的公有竹林,讓失智症當事人、農業者與居民一起參與除草、採伐、竹筍販售與竹製品製作。
這些活動的意義,不是單純幫失智者安排事情做,而在於讓他們重新以「能參與地方的人」出現在日常事務之中。洗車的人不是被照顧的患者,而是承接工作的人;整備竹林的人不是社區服務的受惠者,而是地方環境的管理參與者。
個別場域的友善實踐,若無法超越單一據點,仍然是少數人的孤立行動。DFC 發展出兩個機制,試著讓這些實踐向外擴散,形成覆蓋更廣的地方網絡。
RUN 伴(ランとも)是 DFC 發起的全國性接力行動,2011 年從北海道出發,由 171 人(其中 20 名為失智者)接力跑完函館到札幌約 300 公里。此後規模逐年擴大,2016 年完成北海道至沖繩的日本列島縱貫。
RUN 伴的重點不在跑步本身,而是讓人願意參與的媒介。參加者無須真的跑,可以走路、坐輪椅,甚至中途搭乘交通工具,重點是加入這場接力。RUN 伴透過讓失智者在社區街道上現身,讓接力帶穿過便利商店、醫院、小學、市公所,本來互不相識的人必須聯絡協調、相互交接,形成真實的地方連結。


2019 年後,RUN 伴轉型為可由各地自行組織的地方工具,由各地執行委員會自主舉辦,DFC 則退到支援與品牌管理的位置。透過這個轉型,進一步落實「讓友善在地生根」的理念:不以中央組織持續主導,而是把推動的主動性還給地方。
DFC 在 2016 年設立失智症城鎮營造基金「be Orange」(認知症まちづくり基金)1註:失智症城鎮營造基金「be Orange」的財源,主要來自 RUN 伴的收支差額、各地相關活動的捐款,以及個人與企業的指定捐贈。資源申請不限法人形式,個人、非立案團體、非營利法人或營利法人均可申請;評選除了 DFC 委員投票,也納入公開的一般民眾投票,讓更廣泛的人有機會接觸各地的失智症地方創新計畫。每個獲選計畫的補助金額設有上限,定位為啟動支持,而非長期補助。,支持各地發展出在地特色的小規模實驗。有農村讓失智者與羊一起從事農作的計畫,有以空屋改造為社區據點的計畫,也有尋求與商店合作讓失智者可以繼續安心購物的計畫。這些計畫各有在地邏輯,共同點是把失智者當社區成員,而不是照護對象。
DFC 的工作模式有幾個現實挑戰,例如町田市的失智咖啡是松本礼子、平田容子等人數十年的在地積累。核心團隊的組建,需要具備能在行政、市民、企業之間穿針引線的能力,一場培訓課程無法取代這個積累過程。越是人口稀疏、高齡化嚴重的農村地區,組建這樣的團隊越困難。
讓失智者在活動中有意見、有發言,遠比邀請他們「出席」更複雜。DFC 強調的當事者參與,如何讓失智者說出真正想說的話,而不只是配合現場氣氛,是持續需要處理的難題。況且,DFC 所推動的改變,也較難量化。地方關係、失智者在社區中的位置、鄰里對「失智症鄰居」接受程度的改變,這些轉變確實在發生,但很難轉換為可供檢視的數字。
DFC 試圖改變的是失智者在地方社會裡的存在方式。在星巴克喝咖啡、在社區街道跑步接力、在汽車展示間擦洗車子,這些不是為失智者設計的特別安排,而是一個人作為地方成員本來就有機會去做的事。
DFC 的工作,是系統性地把推開失智者的那些日常空間,一個一個重新打開。這需要跨越醫療、行政、商業、社區不同系統的組織工作,也需要在每一個具體場域找到願意一起扛的在地夥伴。「友善」若只停在態度層次,失智者還是會繼續被社會所排除。讓失智者回到城鎮的日常裡,才是這件事的起點,也是最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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