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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臺灣老年人口快速成長,長照議題備受關注,照顧責任也逐漸被視為國家的責任,但現況如何、下一步怎麼走?台灣人權促進會、東吳大學人權學程/社會學系,及婦女新知基金會、台灣國際勞工協會,上週五(15 日)舉辦長照政策論壇,針對照顧公共化、移工納入長照體系等議題展開討論。

2024 年,監察院調查報告指出,衛福部雖稱前一年(2023)長照服務涵蓋率已達 8 成,但其中約 7 成的服務都集中在輕、中度失能者,重度失能者的使用占比則從過去約 3 成逐年下降至 2 成。
國家人權委員會委員王幼玲指出,這些最需要國家長照支持的人,反而最依賴家庭與移工照顧,自行負擔的心力與成本也最高。例如,聘請看護移工一年成本約 38 萬元、機構照顧每月約 5 至 7 萬元,即使讓家屬自己照顧,每月支出也常超過 3.5 萬。遑論長照需求平均長達 7.3 年,對許多家庭都是沉重負擔。
「目前臺灣長照體系之所以還能勉強維持,是因為有大量低薪的家庭看護移工在背後支撐,替國家省下長照財政支出。」王幼玲表示,現今高度密集、需要專業與情緒勞動的照顧工作,都壓在家人與移工身上,移工卻被排除在我國勞基法與最低工資的保障外,還必須全天待命,平均每天工作多達 10.1 小時,每月休假通常只有一天,且還不是完整的一天,而是在一個月中只要湊滿 8 小時,就會被算為「一天休假」。
王幼玲認為,國家應將家庭看護移工納入勞動保障,並把過去透過壓低移工薪資省下的成本,改由公共財政承擔。也要設計「照顧保險」或擴充既有保險中的長照給付,讓照顧風險由社會共同負擔,而不只落在失能家庭與移工身上。公共資源也應優先支持中低收入和高照顧負擔的家庭。

此外,她也呼籲建立公辦照顧團隊與社區支持系統,至少要有能承接高強度、長期照顧,以及短期空窗與急性後期照顧的服務團隊,並建立快速介入機制,在移工請假或突發狀況時能接住家庭,避免出現照顧真空。
針對家庭高度依賴移工仲介市場、收費不透明與資訊不對稱等問題,王幼玲指出國家應逐步走向公共化媒合,讓有照顧需求的家庭不必再自己找人,而能透過就業服務站或具公信力的平臺媒合。未來也應結合長照 3.0,由個案管理師或照顧管理專員協助整合長照與外籍看護等服務,主動調整資源配置,而不是讓家庭自行在不同制度間煩惱摸索。
當長照需求逐年提升,加上若要推動照顧公共化,穩定的財源是一大關鍵。婦女新知基金會資深研究員覃玉蓉點出,關於臺灣長照要採「稅收制」還是「保險制」,已討論超過 20 年。
覃玉蓉表示,臺灣人口老化速度快,無論稅收制或保險制都可能面臨財源壓力,即使未來改採保險制,也可能要靠大量稅收挹注。此外,制度背後怎麼決定給付條件、次數與規模,才能保障照顧勞動者權益,也是需要考慮的地方。
目前國內長照雖採稅收制,但現行給付標準已被許多使用者與服務提供者認為「不好用」。她認為,如果整體給付與服務設計不改變,即使改成保險制,也未必能真正改善現況。

至於,談到移工是否納入長照體系,覃玉蓉觀察,目前臺灣約有 5.6 萬名居服員,服務全臺 36 萬多人,服務比約為 1 比 15;家庭看護移工則約 21 萬人,能服務 21 萬人,服務比為 1 比 1。
她認為,若這 21 萬移工能逐步整合進公共照顧體系,不只可以改善勞動權益,也能大幅提升整體長照量能。至於將移工整合進去後,需要增加多少公共支出、能接住多少原本未被制度照顧的人,則應由掌握臺灣多年長照資料的衛福部負責評估與精算。
「只要衛福部有基礎資料,我們就可以做政策討論,總比一直迴避問題好。」覃玉蓉指出,臺灣雖比日本晚進入高齡社會,但人口老化速度卻比日本更快、程度更嚴重。當人口快速變遷,又伴隨不平等與人權侵害,如移工處於低薪高工時的勞動處境時,臺灣終究得走向公共長照的道路。
勞動部去年(2025)推出「多元陪伴照顧試辦計畫」(俗稱鐘點移工),讓非營利組織擔任雇主,以一對多的方式聘僱和訓練移工,派遣移工到有臨時、短期、緊急照顧需求的家庭,把移工從家庭私人聘僱,轉型為公共專業照顧人力。
這項計畫回應了不少人在論壇上指出,移工應以「機構聘僱」方式照顧更多人,而不是一對一跟家庭綁住,避免家庭需要自行訓練,也能解決移工長期在雇主家全天候待命、住在容易遭受剝削的環境。不過,王幼玲也擔心由於是「試辦」,沒辦法發展成長久穩定的正式制度。
論壇中也有人期待未來這種模式能整合到長照制度中,但也提到有些重度、極重度障礙者的狀況較複雜,仍需要一對一、甚至多對一的照顧模式。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主任祕書陳昌邦表示,目前有 13 個試辦單位參與,其中,外籍照顧陪伴員共有 41 人。但現階段服務僅涵蓋 16 個縣市,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離島等地仍未納入,目標是下半年開放更多試辦單位加入、持續擴大服務。

至於未來是否將移工納入長照體系?陳昌邦說,後續會再跟衛福部討論,希望衛福部將鐘點移工計畫接回去,用機構派遣的方式逐漸取代家庭自行聘僱,也希望真的能提供 24 小時服務。由於目前試辦計畫仍採全額自費,若未來納入長照,也能透過長照資源減輕家庭負擔。
此外,針對論壇參與者質疑的移工權益問題,陳昌邦表示,薪資部分會持續跟移工來源國協商,逐步提高移工薪資,但移工政策涉及跨部會協調,也必須考量家庭照顧者的經濟負擔與立法院監督,所以仍會漸進式的推動改革。
桃園市家庭看護工職業工會理事 Jasmin Ruas,是來臺超過 10 年的菲律賓看護工,也曾面臨與被照顧者睡在同張床、每天得煮 14 人飯菜等處境。
「勞動部說我們低薪,是因為怕增加雇主負擔,但我們也非常辛苦,24 小時都在工作或待命,還要照顧雇主其他家人、做額外工作,我不相信臺灣年輕人願意用 2 萬元做這些。」她說,如今移工早已是臺灣長照體系的一分子,當臺灣邁入超高齡社會、家庭出現照顧缺口時,常由移工補上,但雇主與移工也都會承受巨大壓力。
Jasmin Ruas 表示,勞動部曾多次向國際社會表示,臺灣符合國際勞工組織的《家事勞工公約》(C189),但實際上,包括有尊嚴的工作條件、平等勞動權利、基本薪資、合理的工時與休假等,都沒有真正落實,許多移工早已身心俱疲。

她呼籲,勞動部要成為移工的後盾,衛福部也應負起照顧體系的經費責任,讓家事移工(家庭看護工和家事幫傭)都能平等納入長照體系與勞動保障,而不是把照顧壓力轉嫁到雇主和移工身上:「擴大照顧不代表要進一步剝削移工,而是要建立永續的照顧體系。如果沒有對話就找不到解決方案,也希望移工能參與這些討論。」
不過,衛福部長照司長祝健芳在整個論壇最開始的開場致詞後便已匆匆離場。現場有障礙者表示,對衛福部的缺席感到失望,而論壇主辦方台灣人權促進會也公開表示遺憾,指出衛福部以公務繁忙為由婉拒派員出席。
台權會強調,當前長照與移工制度的矛盾,已讓許多長照家庭與移工陷入困境。衛福部作為身心障礙與長照政策的重要主管機關,若始終缺乏真誠的公共對話,政策就難以回應現實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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