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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N 的案例提醒我們,要讓死亡成為可以談論的事,需要設計出居民能夠安心分享、有人承接情緒,也能把故事轉化為行動的場域,並且在生命末期前,就要創造空間讓人練習談愛、談照顧、談失去,也談自己想如何被記得。

傷友團體回應,即使政府強調沒有住院天數限制,實務上患者仍常常在需要急性醫療時,就被要求出院。若病況還不穩定就出院,後續出現問題,仍得往返醫院、掛不同科別就醫,反而可能耗費更多醫療資源。

我理解臺灣當前對於安樂死法制化的討論,反映出在超高齡社會下,大家對於臨終品質與生命尊嚴的重視。但我認為,在將安樂死法制化之前,政策制定者應先普及照顧資源、津貼、安寧療護和生命教育。

我知道,不管怎麼努力,有些人還是認為我沒有資格當媽媽。我原本不願意將這些故事寫出來讓大家知道,但是為了紀念小寶寶,也為了想讓大家知道:雖然我是智能障礙者,我願意付出我所有的愛還有努力,去學習當一位媽媽。

以前的我忙餐飲業,累積太多壓力生病了。生病後我希望我家人能為自已過得快樂,不要總擔心我。因為個助會陪我做想做的事,我也發現我成長的嘉義有好多支持身障者的課程、資源。我開始規畫旅行,想帶身障朋友一起出去玩!

從公開咖啡聚會、地方工作參與到穿越社區街道的接力行動,DFC 以建立各地失智友善城鎮據點、串聯地方行動為目標,希望失智者不被簡化為照顧服務的對象,而能繼續作為地方生活的一員。

是什麼樣的大環境契機與服務設計,讓彭婉如基金會得以在一個低稅收的國家讓照顧公共化,結合婦女就業與社會關懷,同時又能做到捐款穩定、組織自給自足?

臺灣長照資源多集中在輕、中度需求者,重度失能家庭高度依賴家人與低薪移工,承擔沉重照顧壓力與成本。學者和民團呼籲,家庭看護移工應納入勞保與長照體系,建立公共照顧和媒合機制,減少家庭照顧風險,保障移工權益。

我看見社會可能缺乏理解兒少安置工作內容和限制,就自行建構出「你們該如何做」的標準來檢視,這種「無法被理解,卻承擔高度責任」的狀態,將影響照顧人力、服務轉向保守。我們是否真的在建構一個能長期照顧孩子的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