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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我忙餐飲業,累積太多壓力生病了。生病後我希望我家人能為自已過得快樂,不要總擔心我。因為個助會陪我做想做的事,我也發現我成長的嘉義有好多支持身障者的課程、資源。我開始規畫旅行,想帶身障朋友一起出去玩!

從公開咖啡聚會、地方工作參與到穿越社區街道的接力行動,DFC 以建立各地失智友善城鎮據點、串聯地方行動為目標,希望失智者不被簡化為照顧服務的對象,而能繼續作為地方生活的一員。

是什麼樣的大環境契機與服務設計,讓彭婉如基金會得以在一個低稅收的國家讓照顧公共化,結合婦女就業與社會關懷,同時又能做到捐款穩定、組織自給自足?

臺灣長照資源多集中在輕、中度需求者,重度失能家庭高度依賴家人與低薪移工,承擔沉重照顧壓力與成本。學者和民團呼籲,家庭看護移工應納入勞保與長照體系,建立公共照顧和媒合機制,減少家庭照顧風險,保障移工權益。

我看見社會可能缺乏理解兒少安置工作內容和限制,就自行建構出「你們該如何做」的標準來檢視,這種「無法被理解,卻承擔高度責任」的狀態,將影響照顧人力、服務轉向保守。我們是否真的在建構一個能長期照顧孩子的體系?

超過 4600 名孩子家庭失功能、進入家外安置,卻反覆更換照顧者、被貼上「難照顧」標籤。安置盟指出,人力流失、資源錯配、跨部會失靈,會加深孩子的創傷,民間提出 6 大改革方向,要求國家承擔一起照顧的責任。

這次《障權法》修法不只是增列服務,而是要把個人助理明確寫成符合障礙者需求的權利。若法條模糊、預算不穩,障礙者仍只能被迫自費、依賴家人或回到機構,制度則持續以財政理由犧牲自立生活與人權。

長照悲歌不是「家庭撐不住」,而是國家長期把責任丟給家人和移工,障礙者被迫成為依賴者。真正需要的,是支持障礙者在社區自立生活。

重度障礙者長期被排除在制度之外,家庭被迫獨撐、得不到支持。照顧是國家的責任,長照 3.0 若不補上制度缺口,悲劇將持續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