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透過創作舞臺劇理解母親。圖為舞臺劇《我們》演出結束和觀眾合照。圖/新住民培力發展資訊網

簡宏勳/「如果沒有戲劇,我不會試著理解妳」用戲劇回望越南母親、與自己和解

編按:近年《Right Plus 多多益善》持續經營「經驗者擴大機」書寫計畫,邀請各種生命經驗者回望過去、書寫自己,讓這些原本常被社會忽略的處境,得以被更多人理解與看見。

本文作者簡宏勳是一位 22 歲的臺越混血青年,母親來自越南,但是他從小就很少和母親相處,童年對母親的記憶有著害怕與恨。

國中時他在老師的引導下第一次遇見「戲劇」,戲劇讓他開始理解母親、認識越南文化,認識臺灣新住民。高中畢業前,他更做到自己為自己立下的目標,組成青年劇團「文藝工匠」,聚集不同背景的新住民或新二代青年,創作屬於自己的故事。

寫這篇故事時他說,他想證明可以靠自己的努力留下作品被看見,讓別人認識自己;同時也期待戲劇陪伴人們勇敢發聲、更多一點理解彼此。

撰文/簡宏勳 文藝工匠團長

我從小就知道,我的家庭和別人不一樣。我的母親來自越南。在我 5 歲的那個年代,大家習慣稱她們為「越南新娘」。但對年幼的我來說,我根本不在乎別人怎麼稱呼她,我在乎的是,為什麼我的媽媽總是不在我身邊。

小時候,我常常一個人待在房間裡,看著眼前的衣櫃,我總覺得裡面躲著一隻怪物,隨時都會衝出來把我帶走。長大後我才知道,那不是怪物,而是孤單

當整個家安靜得只剩下自己的呼吸聲時,我開始害怕,害怕自己是不是沒有人愛,害怕自己是不是一直都要一個人。

直到現在,我依然討厭孤單。因為那是我童年最深刻的記憶。

在文藝工匠「死亡三部曲」裡,我飾演「陌生男子」。圖/文藝工匠 Threads
在文藝工匠「死亡三部曲」裡,我飾演「陌生男子」。圖/文藝工匠 Threads

我的母親並沒有給我太多溫暖。她常常喝酒,也常常把情緒發洩在我身上。我記憶中的她,總是帶著怒氣,看著我的眼神不像母親,更像仇人。那時候的我不懂文化差異,不懂語言隔閡,更不知道一個遠嫁異鄉的女人究竟承受了多少壓力。我只知道,我很怕她,也很恨她。

有一次凌晨 3 點,爸爸把我叫醒,帶著我一起去把喝醉酒的媽媽帶回家。另一個早晨,我被劇烈的爭吵聲吵醒,走到家門口,看見爸爸和媽媽手裡各拿著一把菜刀對峙。我幾乎沒有思考,就衝了過去。而我的母親,也毫不猶豫的揮下了手中的刀。

那天晚上,我和爸爸一起洗澡,看著他背上的刀傷,我第一次知道,有些傷口不是擦藥就會好。後來,我的父母離婚了。律師問我願意跟爸爸還是媽媽,我沒有猶豫,立刻選擇爸爸。那時候的我,只想離開母親,因為我對她,只剩下恨。

對戲劇的喜愛讓我開始瞭解新住民,即便我仍然痛恨「她是我媽媽」

國中的時候,我第一次遇見「戲劇」。全校模範生選舉時,我穿著奇裝異服站在全校面前替同學助選。就在那一天,一位戲劇老師注意到了我,問我要不要參加全國性別平等教育戲劇比賽。當時的我甚至不知道戲劇是什麼,就直接答應了。

還記得第一次站上舞臺,我非常興奮,也非常緊張。我不知道自己演得好不好,也不知道觀眾會怎麼看我,但我還是跨出了那一步。而那一步,也改變了我的人生。

很多人喜歡戲劇,是因舞臺、掌聲和表演。我喜歡戲劇,是因為角色。每一個角色,都有他的過去、他的家庭、他的選擇、他的傷口。我開始試著理解每一個角色的行為,而在一次又一次的排練中,我忽然想到,如果我願意花那麼多時間去理解一個角色,那我是不是也能試著理解我的母親

我開始閱讀越南文化,開始了解新住民在臺灣曾經面臨的處境,我看見其實很多人對東南亞女性帶有刻板印象。比方說,「外籍新娘」這個稱呼—— 就我媽來說,她是我爺爺透過仲介然後花了 70 萬「買」1編註:跨國婚姻在臺灣被作為「買賣」、汙名形成的背景
臺灣最早在 1960 年代開始有跨國婚姻,臺灣男性和東南亞女性透過私人媒人介紹結婚成為夫妻。後來,隨著越來越多跨國婚姻出現,到了 1990 年代逐漸形成「跨國婚姻產業」,跨國婚姻在臺灣被作為營利事業,產業內的婚姻仲介利用商品化、廣告化的方式包裝東南亞女性特質,推薦給想尋求外籍婚配的臺灣男性和家庭。
一直到 2007 年末,立法院三讀通過《入出國及移民法》修正案,才正式禁止跨國婚姻媒合以商業化、營利化的方式經營。在臺灣,每個新移民家庭也都各自有不同的背景和故事。然而,過去跨國婚姻模式將東南亞女性視為如同「商品」進行婚姻交易的背景,至今仍成為部分人對跨國婚姻的刻板印象。這樣的刻板印象,讓不少臺灣新住民女性因此受到不平等的眼光和對待。人權團體也呼籲社會大眾不應將「跨國婚姻」簡化成「買賣婚姻」,應以正面的態度認識新移民家庭,才能不再複製、強化性別歧視和族群歧視。參考資料:【新住民專題之一】跨國婚姻「媒」你不行!——跨國(境)婚姻媒合團體介紹婦女新知基金會:「跨國婚姻」不是「買賣婚姻」外籍新娘不是被販賣的商品,請給予婚姻中的平等權!
回來的。

所以其實對他們(結婚雙方當事人和雙方家人)來說,好像並沒有「情感」這個東西的存在,反而是一種透過金錢的「交易」。

還有,在我跟我媽媽斷絕關係之前,有段時間我會去新竹找她,當時我發現她居住的地方是一個旅館,我看見那層旅館聚集的都是東南亞女性,並且每一位女性的穿著都比較裸露,那時我就在猜,這應該是從事「性工作」的地方。

我和夥伴一起合作、創作舞臺劇,戲劇也成為我理解母親的一種路徑。圖/移民署 NIA
我和夥伴一起合作、創作舞臺劇,戲劇也成為我理解母親的一種路徑。圖/移民署 NIA

在那之後,我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有不少新住民女性來到臺灣之後,可能因為被騙而從事性工作,也有部分可能是自願做性工作者。我能懂我媽為什麼會選擇當性工作者,因為那是她為數不多可以找到的工作。

我也開始理解新住民在臺灣因為語言不同、文化不同,會讓一個人有多麼孤單。

戲劇沒有讓我原諒她。但是戲劇讓我知道,她不是只有「壞媽媽」這一個身分。她也是一個離開家鄉、離開親人、努力適應陌生社會的人。

我承認她是我的媽媽,但我痛恨她是我的媽媽,並不會因為了解了而放下她對我的傷害,傷害依舊在,但這就是我的養分。

成立自己的劇團,創作一齣沒有和母親和解的戲

高中時,我替自己定下目標,其中一個是考上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還有一個是我想成立一個屬於自己的團隊。從小到大,我一直很害怕孤單,也一直在尋找一個真正有歸屬感的地方。我慢慢發現,與其一直尋找,不如自己建立一個。

很幸運的是,高中畢業前我完成了目標,成立了自己的青年戲劇團隊。

創立劇團的契機,來自 2024 年的內政部移民署「新住民及子女築夢計畫」。當時我想,既然要申請計畫,那我應該要有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團隊,但團隊要叫什麼?我想了好幾個月,最後,我決定取名為「文藝工匠」。

因為我一直相信,在文藝復興時期,那些偉大的藝術家,很多人其實都只是工匠。他們沒有天生偉大,而是不斷磨練自己的技術,不斷打磨作品。我也希望,我們不是一群自命不凡的藝術家,而是一群願意一步一步,把作品做到最好的工匠。

創團初期,我開始尋找來自不同學校、不同劇團的夥伴。我希望文藝工匠不是因為利益而聚在一起,而是因為相信藝術能改變一些事情,所以願意一起走下去。

第一年,我們創作了舞臺劇《我們》,那也是我第一次,把自己的故事搬上舞臺。《我們》是一齣關於「回憶」與「和解」的作品,劇情以「家書」貫穿,每位創作者都寫了一封信,送給生命中重要的人。而我寫信的對象,是我的母親。

我和劇團夥伴彩排舞臺劇《我們》。圖/簡宏勳提供
我和劇團夥伴彩排舞臺劇《我們》。圖/簡宏勳提供
劇團夥伴陳秉暉(中)、劉騎安(右二)、袁健倫(左二)、劉怡柔(左一)於舞臺劇《我們》演出。圖/移民署 NIA
劇團夥伴陳秉暉(中)、劉騎安(右二)、袁健倫(左二)、劉怡柔(左一)於舞臺劇《我們》演出。圖/移民署 NIA

那封信,我沒有選擇控訴,也沒有選擇原諒,我只是誠實的告訴她,我曾經很恨妳,我恨妳帶給我的童年,恨妳讓我害怕回家,也恨妳讓我花了 20 多年,才學會怎麼愛一個人。

可是,我也想告訴妳,如果沒有戲劇,我可能永遠不會試著理解妳,我終於知道,文化差異、語言隔閡,以及那個年代對新住民女性的不友善,都是妳生命的一部分。這些理解,不代表我忘記傷害。而是我終於可以放下那些一直困住我的恨。

這封信的內容是想表達一種,我對於母親的愛,兒時透過味道來去尋找媽媽,但長大後和母親關係改變,這個味道讓人感覺變髒了,變成痛恨。

大家經常問我,我會不會跟我媽媽再聯繫,或是找她來看戲?說真的,我這一輩子沒有這麼肯定:除非我的戲真的很紅,不然我絕對,不會讓她有機會再看到我。

演出《我們》的時候,除了我沒帶我家人來,其他演員和創作者的親朋好友都有來看。他們寫信的對象可能是家人、可能是朋友,多半是帶著悔恨,認為自己沒有好好珍惜的道別,或是照顧對方的情緒。

因此這次演出後,對大家來說,可能類似於一種對自我與對身邊重要的人的和解。但我並沒有與母親和解,我反倒覺得我是跟自己和解比較多。這齣製作結束後,我總是在跟我自己說:你很累了,找時間休息一下吧。

藝術沒有抹去傷口,但讓深深的傷痕也能成為一道光

《我們》完成後,我開始思考,如果我自己的故事可以被看見,那是不是還有更多人的故事,也值得被聽見?於是第 2 年我創作了另一齣作品《白牆》2作者註:《白牆》這齣劇講述 4 個互不相識的人,因為各自的人生傷痕,被帶到一個沒有悲傷、沒有痛苦的地方。不同的角色,有人談政治,有人談家庭,有人談移工,還有人談的是自己。

很多人認為這齣作品是在談「新住民」,但對我來說,它真正想討論的,是「標籤」。因為我身為新二代,我知道這個社會還有很多偏見並沒有消失,也還有人用刻板印象去定義不同國家的人。

260807 工作坊 新二代 經驗者
我曾和夥伴李政澤(左二)策畫工作坊,了解新住民的故鄉。圖/移民署 NIA
我們也製作過紀錄片《我們與母親》呈現臺灣新住民、新二代的故事。照片為當時去訪談一位越南媽媽開的店。圖/簡宏勳提供
我們也製作過紀錄片《我們與母親》呈現臺灣新住民、新二代的故事。照片為當時去訪談一位越南媽媽開的店。圖/簡宏勳提供

像是在我還小的時候,學校很多同學的家長得知我是新二代的時候,一度覺得我家一定過得很辛苦,或是覺得我很髒。只因為新二代孩子有些皮膚比較黑、穿著不同。

我也看到其實臺灣的種族歧視很嚴重。比方說,前陣子討論開放印度移工的事情,聽到很多人對於印度的想像是「暴力」、「強姦」等,但不是所有印度人都這樣。又比如說,有人對於每到週日,臺北車站大廳都是東南亞人,覺得很不舒服、覺得很骯髒,但他們只是利用僅剩的假日,來這裡和朋友相聚。

我認為在臺灣,我們的包容度還沒有真的願意去接受「所有人」。

所以我們選擇繼續創作。藝術也許不能立刻改變社會,卻可以讓一個人在 2 個小時的演出裡,願意站在另一個人的角度思考。而這,就是戲劇存在的價值。

一路走到今天,我常常回頭看那個躲在黑暗房間裡的小孩。如果那時候有人告訴他,有一天他會考上臺藝大、成立自己的團隊、帶著夥伴一起創作,甚至站在舞臺上分享自己的故事,他一定不會相信。但現在,我真的做到了。

文藝工匠的存在,也從來不只是為了演戲,我希望它能成為一個平臺,一個讓青少年、青年可以自由創作、勇敢發聲的地方。因為我知道,一個人的力量有限,但一群願意相信彼此的人,可以創造更多可能。

如果有人問我,藝術對我來說是什麼?我會回答,它沒有抹去我的傷口,也沒有改變我的過去。但它讓我學會理解、學會陪伴,也讓我知道,再深的傷痕,都有可能成為照亮別人的光。

而我希望,未來的我,能繼續帶著這道光,陪伴更多像曾經的我一樣,在黑暗裡摸索的人,一起找到屬於自己的舞臺。

260807 成果發表開場
我們創作的紀錄片《我們與母親》發表現場。圖/移民署 NIA

後記:爸爸給我勇敢的機會、戲劇是我想用一輩子去做的事  

小時候父母離婚後,我和爸爸生活,爸爸不是一個很會照顧孩子的人。他的教育方式幾乎可以說是放養。但直到今天,我仍然很感謝他。因為他對我說過一句話:「只要你不吸毒、不抽菸,你要幹嘛,我不管,你開心就好。」

這句話,看似簡單,卻成了我人生最大的底氣。因為他相信我,所以我敢去做很多事情;因為他沒有替我決定人生,所以我學會替自己負責。很多人說我很敢衝,但我一直覺得,不是我勇敢,而是爸爸給了我勇敢的機會。

高中時我曾經休學 2 年,那是我人生最低潮的時候。爸爸到中國投資失利,公司倒閉,房子被賣掉,我們離開住了很多年的家。那段時間,我第一次懷疑自己的選擇,甚至想過,如果當初跟著媽媽,人生是不是會比較好。可是冷靜之後,我知道答案是否定的。如果沒有爸爸,我不會變成今天的自己。

後來,我決定重新回到學校,進入南強工商戲劇科。如果說國中是我遇見戲劇的開始,那麼南強,就是我真正開始相信自己的地方。在這裡,我不只學表演,而是學著成為一個可以承擔責任的人。我擔任學生會會長,代表學校參加各式各樣的比賽,也一次又一次站在不同的舞臺上。每一次演出、每一次比賽,都讓我更加確定,戲劇不只是我的興趣,而是我想用一輩子去做的事情

回想這些經歷,我並不是比別人堅強,也不是比別人更勇敢。那些害怕、委屈、孤單和痛苦,從來沒有因為我還是個孩子就放過我。但也是因為這些經歷,讓我慢慢明白,生命的價值,不是在於你經歷了多少苦,而是在經歷之後,你選擇成為什麼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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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 Plus 編輯部
Right Plus 編輯部

2019 年 6 月出生,熱愛海洋和貓,喜歡親近友善又創新的朋友,但也支持必須不友善才能往前衝的人、願意理解因為太辛苦而無法友善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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