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跨國婚姻、重組家庭中長大,新住民二代:相信自己不完美也不脆弱
30 多年來,隨著跨國婚姻移民逐年增加、新住民家庭來臺紮根,不少被稱為新二代的移民子女,如今已經長大成人。他們乘載著家人的母國文化跟在臺灣生長的記憶,成長過程不乏碰到環境的不友善、誤解與偏見,經歷了焦慮、掙扎及自我認同的議題。
臺灣社會想像移民家庭的方式,隨時代不斷變化。過去新住民常被貼上「騙婚」和「基因缺陷」等負面標籤;但隨著國家推動新南向政策,新二代反而被賦予「新南向尖兵」的身分,期待他們運用跨國語言和文化優勢,「為臺灣」開拓東南亞市場。
面對截然不同且衝突的標籤和對待,在這片土地生活的新二代們,怎麼追尋自身的定位與歸屬?
即使環境友善,也會因為國際衝突而生變
「小時候,媽媽會提醒我要表現好一點,如果表現差,別人會說因為我是外籍新娘的小孩。」臺灣移民青年倡議陣線協會(移青陣)常務理事劉俊良,媽媽的故鄉是中國重慶,直到他大三開始做「中二代」的國族認同研究前,都不敢主動揭露自己的身分。
2008 年,中國爆發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臺灣也受到波及,引發社會輿論譁然。當年劉俊良就讀小一,已經從電視新聞和師生聊天的言語間,隱約察覺到環境對家人母國的不友善。
到了小四左右,學校安排全校的新二代,每週 2 天早自習去輔導室參加活動,每當劉俊良回到教室,總被同學投以奇特的眼光,認為他是問題學生,班導甚至埋怨他荒廢早上讀書和考試的時間。
更之後,聽到曾短暫住在重慶的表妹,以「銜轉生」的身分回臺就學後,卻碰到嚴重欺凌,影響到她的身心狀況和學業表現,讓劉俊良深刻認知必須隱瞞自己的移民背景。也因此,進入國中後,即使學校仍有類似的交誼活動,他也會強烈拒絕。
久而久之,劉俊良觀察到,承受了相似幽微經驗的新二代們(包括像是從小被同學笑媽媽是「外勞」、家境都很窮、被老師擔心很難教),常因此陷入自我汙名,不願承認自己的移民背景,也不覺得融入臺灣,「我們難以抗拒周圍的負面標籤跟想像,就只好承認。」
劉俊良還提到,即使有些人平時身在友善的環境,卻也可能隨時因為國際衝突而導致關係生變。曾有一位來自菲律賓的新二代,在 2013 年臺菲之間的廣大興血案(註)爆發後,發現無論是身邊的同學或爸媽的同事,都對他們家態度丕變,甚至拒絕再與他們往來,讓他面對自我認同時更加困惑跟動搖。
註:廣大興案
2013 年 5 月,在臺菲重疊海域,菲律賓巡邏艇開槍掃射臺灣「廣大興 28 號」漁船,造成臺籍船長洪石成中彈身亡,引發臺灣輿論強烈不滿。
2019 年 9 月,馬尼拉地方法院宣布判決,8 名開槍的菲律賓海岸防衛隊員殺人罪名成立,刑期為 8 年至 14 年,被告全體須支付 5 萬披索(約新臺台幣 29700 元)民事賠償,和 5 萬披索的精神損害賠償。
幾年前,劉俊良的媽媽回重慶照顧母親,不料碰到 Covid-19 疫情蔓延,由於入境限制無法從中國返臺,媽媽請他找外界幫忙,但當時他不敢公開求援,內心既後悔又掙扎。
直至大三開始,劉俊良訪談多位中二代的自我認同、因緣際會參加新二代團體的活動,慢慢回頭梳理自己的生命經驗,才突然意識到,雖然大家國籍不同,生活在臺灣的經歷卻很相似,足以彼此討論、獲得共鳴與療傷,重新認同自己的身分。
「曾有人質疑,我們在臺灣出生,特別叫自己新二代,是不是想騙補助?但許多新住民跟二代經歷的困境,是移民背景下的社會制度和結構問題,背後是資源的不平等、是我們受過的傷痛。」劉俊良說:「我的確是臺灣人——是有移民背景的臺灣人。」
她是臺灣媳婦,也是我媽媽
跟臺灣家人複雜難解的關係,也是新二代面臨的掙扎之一。謝沛育的媽媽是印尼籍新住民,透過朋友介紹嫁到臺灣,成為客家家庭的長媳。謝沛育回憶童年,當時的社會環境,使身為臺灣媳婦的母親背負著許多社會與家庭的諸多期待。
然而,媽媽為了支撐家中經濟、養家餬口,還要適應社會,有時謝沛育聽到旁人對媽媽的負面評價,使她感到五味雜陳。
「當時我年紀還小,不曉得怎麼面對這一切。」謝沛育回憶道:「身為媽媽的孩子,卻聽到別人或是家人說她壞話,內心感到很為難、衝突和難過,那段時間經歷了自我認同的掙扎。」
她長大成人後,家庭關係逐漸疏通,回憶成長歷程中,也發現父母親用彼此的方式互相關心、努力養家糊口,父親的家人如今也會主動關心母親的近況,也更理解新住民在臺生活的不易。如今,謝沛育對自己身為新住民子女感到自豪,並以社工的身分服務更多新住民家庭,了解不同文化,分享自己的經驗與人生。
另一方面,現年 26 歲的陳靜華也經歷過類似的處境。她的母親來自柬埔寨,透過媒人認識了臺灣的父親,直到生父因病去世。後來媽媽與孩子們溝通後決定再婚,和現任的泰國籍男性結為連理,成為照顧她們的新爸爸。
這段跨國重組婚姻,卻引發了生父家人的意見分歧,反對派跟媽媽發生極大的衝突,擔心來自異國的新爸爸是否能視如己出照顧她們,充滿疑慮和質疑。
「妹妹年紀還小,我被夾在中間。他們雖然常說小朋友別管大人的事,但我身為長女,應該要保護媽媽,但這好像又會傷害意見不同的阿媽⋯⋯」陳靜華提到,新爸爸其實對家人很好,後來父母還生下了一個弟弟,一家五口過著穩定的生活。
談及自我認同,陳靜華坦言,她從不避諱自己的移民背景,但有段時間她會困惑自己是否算泰國二代。並且相較之下,她比較會說泰文,卻幾乎不懂柬埔寨文,雖然小時候常在繼父的工寮裡和泰國叔叔們相處,但她畢竟沒有泰國血統。
「當時有朋友對我說,認同是自己去賦予的,不必取決於住在哪裡或擁有什麼生活技能,才有資格。後來我都自豪地說自己是臺、柬、泰的二代。」陳靜華笑說。
父母都是移民,臺灣是生活的地方
目前就讀大四的蔡毅龍,同時擔任地方兒少代表的培力專員。與許多新住民家庭不同,他的父母都來自印尼,是在大學來臺讀書後決定留下來生活。從家庭組成到文化衝擊,他的成長經驗與一般新住民家庭略有差異。
「我們的文化衝擊不是發生在家裡,而是家外。相對其他新住民家庭,我對臺灣文化的理解更少一些。」蔡毅龍回憶,他小時候對臺灣的習俗與飲食文化很陌生,直到上學後才逐漸了解中元節要普渡、入住飯店時要先敲門,甚至發現印尼和臺灣的醬油在口感和色澤上不同。
「臺灣的很多事我都不清楚,要我介紹自己是臺灣人有點奇怪。對我來說,臺灣是我生長生活的地方,帶給我非常多回憶。雖然我跟臺灣沒有血緣關係,但它形塑了現在的我,是我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他說。
然而,在求學期間,蔡毅龍也注意到,許多新住民子女認為自己是臺灣人,認為臺灣的歷史文化與自己切身相關,反而他卻會感到疏離,難以透過父母的故事和文化,回頭認識自己的家庭:「有時我覺得那些背景脈絡被沖淡了,和『我』缺乏連結。」
比方說,在歷史課學到中日戰爭時,除了討論臺灣在日本殖民時期的歷史,若能從印尼或其他國家的角度來看待這些事件,感受會更深切。蔡毅龍希望校園能讓學生從多元角度學習歷史,雖然新課綱有提及新住民議題,但課堂上往往還是習慣從「臺灣視角」來討論,讓他感到可惜。
另一方面,蔡毅龍認為,新二代也需要充分的心理支持。即使不是所有新住民子女都會面臨歧視,但生活中仍充滿無數細微的感受和困境,要有真正理解他們文化背景跟成長經歷的人陪伴,才能幫助他們更深入自我覺察。
他也提到,即使是身邊的朋友、同學,甚至是輔導老師,有時都無法理解當事人內心的掙扎與焦慮,久而久之他們甚至可能逐漸麻木,最終無視他的處境。
「我媽媽在國小和國中當印尼語老師。」蔡毅龍說:「聽她分享工作時,我發現她不僅在教語言,也在傳遞文化、提供陪伴,讓孩子們願意聊自己在家裡和學校的經歷,進而讓他們探索自己的身分與文化。」
不完美也不脆弱、移民身分是認識多元文化的入口
提起臺灣政府積極推動的新南向政策,他們想打破的反而是許多迷思。例如,很多人認為新二代天生具備文化優勢、資源豐富,認為他們會跟媒體上的勵志故事般大放異彩⋯⋯
身為社工的陳靜華指出,這種看法忽視了許多新住民家庭的真實處境。有人必須在背後默默付出,全力累積社會資本;也有人連基本的醫療保健、社會福利等重要資訊都無法順利獲得。
蔡毅龍則觀察到,許多人常對新二代有語言能力的迷思。事實上,雙親來自不同國家,不代表孩子一定會說家鄉的語言,除非父母特別要求,否則能流利使用母語的新二代其實是少數。
由於家長多半希望孩子專注精進中文,再加上臺灣以成績為導向的教育,孩子們從小背負著學習中文、英語,甚至日語、法語等「第二外語」的壓力,往往不會把印尼語等其他語言放進學習目標。
「所有新住民、新二代都那麼美好嗎?政府太強調新南向政策,實際上有些新二代還沒建立自我認同,就已經被推向前線,反而讓他們的自我認同更低了。」陳靜華直言:「臺灣移民家庭的環境,的確現在已經有改善,但或許有更好的進步空間。」
同為社工、陪伴過許多新住民家庭的謝沛育,也認為新二代的形象不該被侷限在既定的框架中,因為移民家庭的面貌多元而豐富。她說:「成為新住民子女,現在的我是自信跟開心的,我多了一個身分能認識更多文化,我不會畏懼跟別人揭露我是誰。」
「我認為自己是特別的,也想用這樣的身分去尋找自己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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