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戰爭來臨３】戰火中的脆弱群體：烏克蘭社工接住沉默的婦女、消失的孩子、留守的高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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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22 年 2 月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後，數百萬個家庭因戰火死傷、流離失所，原本維繫日常生活的保護與照顧系統快速瓦解。負責照顧的人失去了支持，被照顧的人失去了依靠，政府原本應當提供最後的支持，也因戰時資源重新分配而出現缺口。

2024 年，全烏克蘭約有 1460 萬人需要人道援助，占總人口的 40%，但數字背後，也考驗著服務體系如何找到那些最難主動求助的人，例如不敢現身的婦女、失去穩定照顧的孩子，以及難移動的高齡者。

婦女：沉默的婦女們，同時身為照顧者、受害者與求助者

戰時服務體系常有意無意地把婦女視為家庭照顧者，但當婦女自己同時也是家暴受暴者、流離失所者或經濟壓力下的求助者時，政府未必能同時回應她的多重需求。

隨著許多男性因徵召、傷亡而缺席，許多婦女成為家庭的主要照顧者，承擔收入、育兒與照顧高齡者的繁重責任。2022 年根據針對烏克蘭流離失所婦女的調查，月收入不足以維持基本生活的比例，在戰爭爆發後從 18% 飆升至 65% 。

女性戶長在家庭的糧食安全、居住穩定與基本物資取得上的壓力，普遍高於其他家戶類型。另有研究指出，部分女性被迫以性交易作為換取食物、住所等基本生活物資的生存手段。此外，許多婦產科醫院在戰爭中遭到轟炸，婦女們被迫在防空洞中分娩，更多人缺乏避孕藥具和緊急產科照護。

戰爭下的家庭暴力風險也難以被正視。烏克蘭戰時性別暴力與婦女服務相關報告指出，隨著家庭壓力升高與支持網絡瓦解，婦女面臨家庭暴力的風險上升，尤其是處於產後復原期間或家中有幼兒的婦女，是經濟與心理暴力的高風險群，因為戰爭導致的經濟不穩定，使婦女們在經濟上極度依賴伴侶，並處於社會孤立狀態，也使她們在面臨伴侶的經濟控制與心理壓力時，幾乎沒有能力逃離。

雪上加霜的是，保護婦女們免於受暴的制度卻自身難保，例如部分前線地區的執法資源已轉向國防，排擠家暴案件的處理量能；部分原本提供受暴婦女使用的庇護所與支持空間，也在大量的戰時安置需求下被擠壓；協助她們的專業人員，則因工作條件改變而流失。

求助本身，是另一道難以跨越的障礙。研究指出，不知道助人單位是否能保密、對警政與司法回應不信任、農村地區交通不便、沒有人幫忙照顧孩子等，這些阻礙相互交疊，讓婦女即使在危機中也難以開口。少數族群女性、LGBTIQ+ 及身心障礙婦女更面臨多重的歧視，在服務設計上較少被納入考量，求助路徑更為狹窄。

調查也發現，女性在戰時不只是被動承受壓力，還在地方社區的人道回應中扮演重要角色，包含運送物資、提供醫療與食物、照顧身心障礙親屬與兒少。但在正式的決策層級中，女性的聲音反而較難被納入。上述諸多困境共同構成了一種結構性的排除，而當婦女的狀態失去支持，她所照顧的孩子與高齡者，也同步面臨更高風險。

兒少：不見蹤影的孩子們，持續追蹤照顧的困難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2024 年報告指出，烏克蘭境內有 290 萬名兒童需要援助，且戰時兒少照顧護的困難之一在於服務的連續性，如何確保孩子在一次又一次照顧轉換之後，仍有人知道他在哪裡、誰在照顧他、他是否安全。 

許多兒童因家庭流離失所、撤離或安置機構緊急應變（跨國徹離或境內轉移），而離開原本熟悉的照顧環境，進入不同的親屬照顧，甚至被遷往國外照顧。例如戰爭爆發初期，有超過 3.8 萬名安置機構兒童被緊急送回原生家庭，另有數千名兒童被疏散至國外或國內其他地區。

家庭分離不必然等於照顧失敗，但在戰時資訊斷裂、地方服務量能有限的情況下，兒少照顧的追蹤與評估是否能跟上，在許多地區仍不清楚，造成服務較難銜接，加劇了孩子在轉換照顧環境後陷入照顧與資源斷層的風險。

即使孩子回到原生家庭，接手照顧他的照顧者往往也處於高壓狀態。照顧者本身可能面臨收入中斷、情緒耗竭或人身安全的威脅，當照顧者的狀態不穩，孩子的日常安全與情緒支持也隨之受到影響。調查顯示，近 61%的父母認為自己的孩子出現了壓力或情緒困擾的徵兆，但協助照顧者本身的家庭支持服務，資源並不足夠。

報告也指出，兒少照顧與支持系統有明顯的區域不平等。因為民間組織的專業服務量能多集中於都市，導致偏遠地區的兒少難以獲得穩定且持續的心理健康支持與照顧。

高齡者：日常照顧關係斷裂，留守者被排除在服務之外

俄烏戰爭也被稱為全球高齡化程度最高的人道危機之一，烏克蘭約有近 900 萬名 60 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約 1/4，但在有年齡紀錄的平民死亡人數中，60 歲以上高齡者卻占了高達 32%。高齡者在一般印象中是被照顧的一方，但在戰時子女離散或傷亡後，部分高齡者同時是家庭的收入來源，也是孫子女的實際照顧者，以及村落裡最後一批選擇留守的人。

調查顯示，高齡者容易在社會服務網絡中沉默、消失，不是因為他們沒有需求，而是因為許多服務設計仍假設人會主動求助，例如主動上網、主動移動到服務據點等。在受訪高齡者中，62% 表示收入已無法支應基本需求，難以負擔藥品費用的比例更接近 9 成。研究也指出，高齡女性更常面臨經濟困難、年金較低、獨居比例較高，也可能較難取得人道援助。

調查也顯示，烏克蘭 70 歲以上高齡者約有半數獨居，遠高於 60-69 歲群體；70 歲以上高齡者使用網路的比例也明顯低於 60-69 歲群體，而戰時的援助資訊大量仰賴數位管道傳遞，這讓資訊本身就會排除特定群體。例如，評估報告指出，部分住在集體收容中心的高齡者，在撤離前並不知道原來有免費的撤離服務可以使用；或即使有心理諮商，高齡者往往也不知道。

同份報告指出，即使工作者試圖協助高齡者離開，也未必順利。許多高齡者並非不知道危險，而是對安置後的生活缺乏信心，集體收容中心的條件不一定能滿足有特殊照顧需求者。也有很多患有重病或步入生命尾聲的高齡者不願撤離，是因為對家園、土地與社區有著難以割捨的情感。

不過，高齡者也並非只是被動等待援助者。調查記錄到，有些高齡者仍參與志工、教學、工作或社區活動，試圖在戰爭中維持自立與尊嚴。例如 67 歲的老奶奶拿著金屬探測器在自家的廢墟與農田中掃雷，只為了能繼續耕作；還有被稱為「老奶奶營」的志工團體，為前線士兵編織了數百雙保暖襪。

服務碎裂、轉介耗能，社工如何啟動照顧與支持？

這些戰時需要重新修補的照顧服務體系，需要透過社工、地方政府、民間組織、志工與人道服務網絡攜手合作，社工在這之中扮演辨識需求、評估風險、協調轉介的角色，以及追蹤服務，並著力於讓服務體系找得到人、判斷風險、轉介後續支持。

社會支持如何開始？第一步是先找到人。匿名熱線與線上平臺可降低現身求助的風險，讓擔心身分暴露、交通受限或身處占領區的婦女仍有機會接觸服務。La Strada Ukraine 的服務熱線等平臺便透過即時通訊軟體提供心理、法律與醫療資源，讓婦女不必冒險外出。

高齡者服務則需要行動外展，是因為高齡者難以自行前往任何服務據點。評估報告記錄了一對高齡夫妻的案例：妻子因行動困難幾乎無法自行移動，是一名地方政府社工聯絡了撤離組織，協調配備無障礙設施的車輛，才完成了撤離。對高齡者而言，主動外展也包括改變資訊傳遞方式，報告建議，援助資訊不應只依賴網站，也應透過電視、廣播、社會服務組織、電話、簡訊與通訊軟體傳遞，並提供手語、點字、易讀與圖像化格式。

找到人之後，下一步要判斷風險。社工需要在資訊不完整的情況下，判斷婦女現在是否安全？孩子的照顧者有沒有能力繼續照顧？獨居長者是否還能自我照料？在兒少個案中的判斷特別複雜，不只要確認孩子在哪裡，還要聯繫照顧者、確認居住與基本生活條件、評估其中是否存在暴力、忽視或照顧中斷的風險。

進入轉介與後續支持階段後，一個需要支持的家庭，往往同時需要法律諮詢、心理支持、居住協助與子女托育，這些服務分散在不同單位，各有申請資格與等待時間。社工與合作組織的實際工作，是在不同單位之間打電話、陪同當事人填表、確認轉介是否落地、追蹤後續進度。研究指出，第一線工作者時常面臨不知道轉介出去後服務是否真正銜接上的困境，後續追蹤的責任歸屬，在許多地區仍缺乏穩定明確的安排。

面對戰時服務碎裂與轉介耗能的困境，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在烏克蘭推動的 Spilno 兒童與家庭支持模式，提供了「一站式」的整合服務。

Spilno 在烏克蘭語中意為「一起」，最初提供兒童友善空間以快速回應戰爭下的家庭需求，整合遊戲與學習活動、心理健康與社會心理支持、健康與營養諮詢、社會服務資訊、轉介及人道現金援助等服務。近年這項模式已逐步轉型，不再只是大量設置臨時兒童空間，而是延伸為多功能中心、韌性中心、數位學習中心、青年空間、行動團隊與地方公共服務銜接的整合平臺。

戰爭終有一天會結束，但那些被戰火撕裂的家庭、關係與日常，不會因砲聲停止就自動復原。真正的重建，不只是讓城市重新站起來，也是在那些最無聲、最難被看見的人身邊，重新搭起一條能抵達他們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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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1. 【如果戰爭來臨１】戰火中的助人者：戰爭如何重塑烏克蘭社工實務
2. 【如果戰爭來臨２】戰火中的社工教育：當教室變成收容所，助人者變成傷者
3.林蔚昀／戰爭有著女人的臉：女性影展《烽火下的愛與隔閡》和《標籤的重量》
4. 心理健康的積極意義：打破暴力循環、一線人員培力、建立有安全感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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