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 2 月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後，百萬名烏克蘭人在境內流離失所，數千所學校與大學遭受炮擊損毀。在這場浩劫裡，烏克蘭的社工教育系統被迫在最短時間內進行應變，不只轉移到線上上課，也讓教室變成收容所、讓課程成為人道援助的現場，學生也可能在還沒準備好的情況下成為第一線的支持者。
然而，很少被世人注意到的是，這批被期待成為助人者的社工學生，本身也可能正在受創。他們帶著焦慮、失落與離散的戰時經驗，一邊學習如何幫助他人，一邊等待有人來幫助自己。
戰火改寫了社工教育，其中一個例子是利維夫（Lviv）的烏克蘭天主教大學（UCU）。2022 年 3 月 9 日，在俄羅斯全面入侵後不到 2 週，該校社工系騰出教室，鋪上床墊和床架，將原本用來上課、討論個案與做報告的空間，改成流離失所者可暫時棲身的地方。
當時，從烏克蘭東部往西部移動的人潮正湧向利維夫，該地區同一時間約有 27 萬名流離失所者，UCU 的收容空間就在那樣的壓力下開啟。這個收容所最初由 4 名教師與 16 名學生輪班維持，接住了總計 348 人。學生們記錄每一位「客人」（他們刻意選用、以表尊重的詞）的到來，協助他們申請社福資源、聯繫家庭重聚，在深夜傾聽從烏克蘭東部帶來的故事。這個收容所服務後來被整合進社工學分，成了一堂在戰爭中運作的社工課程。
烏克蘭天主教大學社工系針對「戰爭受傷軍人」的社會與職涯支持進行培訓。取自／烏克蘭天主教大學社工學系 FB 貼文
持續學習，成為彼此在戰火中的救贖
烏克蘭的社工教育並非戰火中臨時出現的產物，而是從 1990 年代烏克蘭獨立後開始萌芽，是一門面對市場化轉型與隨之而來的社會挑戰所催生的新興學科。歷經 30 餘年的專業發展，截至 2024 年，全國共有 127 所高等教育單位提供社工相關學程，涵蓋學士、碩士到博士各層級；另有 43 所職業技術學校培訓基層社工人員。
社工教育體系存在，不代表它已經準備好面對劇烈變動。研究發現，多數社工課程缺乏清楚的性別、老人、兒少家庭等專門化方向，常見的仍是通才取向的訓練，且社工領域的教育標準、職業標準與社會服務標準彼此之間沒有良好的對接，導致學校培養的人才、勞動市場需要的人力，以及服務現場的資格要求，彼此之間長期銜接困難。
這些社工教育的結構性問題在戰前遲遲未獲得修正，2022 年俄羅斯全面入侵後，原本就存在的問題被急遽放大，烏克蘭的高等教育才不得不跟著倉促應變。
首先，戰爭最快改變的是教學形式。研究顯示，烏克蘭高等教育體系在 2022 年初迅速轉向遠距教學。之所以能在混亂中勉強維持，一部分是因為 COVID-19 疫情早已讓師生熟悉線上教學工具，也讓大學內部逐步建立了遠距教學、線上課程與數位管理的基礎。
於是，戰時的教育不再只有一種樣貌，各地區採行同步、非同步或混成模式教學。有些校舍內增設防空避難空間，有些地方必須依賴發電機維持上課與網路，有些學生則在居住地社區組織直接完成實習。
戰爭把教育從「能不能上課」推向「怎麼在不穩定中繼續學習」，受訪者提到，教師會依照學生的安全與設備條件，延長功課繳交期限、改成個別化與實務導向作業。也有受訪者在家中停電時，改到有電的咖啡館完成考試；或是在被占領區或通訊受阻地帶，學生得走上山丘，才能接到烏克蘭的電信訊號，向老師確認課程進度。
在這樣的情況下，對一些師生來說，恢復上課不只是課程教學，也是一種人們重新連結彼此、對抗崩解的方式。一位教師回憶：「當決定恢復教學過程時，每個人都抗議，但現在我明白那是正確的決定，因為教學中的溝通互動讓我們充滿活力。」另一位受訪的學術人員提到：「即使在空襲警報期間，學生一起出現在避難所也起到了一種支持作用，幫助他們應對壓力和焦慮。」
戰爭導致電力設施被破壞，在黑暗中學習成為了烏克蘭學生的日常。圖／取自 Teach For Ukraine
一邊學習助人，一邊需要被支持
受戰火影響的不只是授課方式，還有社工教育專業內容本身。研究指出，烏克蘭社工課程在戰時快速納入新的服務對象與實務方法，包含：境內流離失所者服務、創傷知情、危機介入、心理社會支持、與退伍軍人及其家屬工作的能力、社區韌性與重建、跨專業整合社會服務等。
然而，平時的社工訓練，往往預設學生至少擁有某種相對穩定的生活條件，可以在課堂、實習與督導之間逐步建立專業認同與技能；但在戰時，這個前提本身就不存在了。除了教育基礎設施受損、教師流失、教學方式受限，烏克蘭社工教育最困難的課題，還包括那些被期待成為未來助人者的社工學生，本身也正在受傷，卻缺乏有效的支持。
有社工系學生表示，投入服務對自己反而成了一種心理出口：「我們之中的一些人覺得，與有需要的人在一起，比待在家裡一直焦慮地追蹤新聞要好得多。」另一位受訪者說，恢復上課後的第一堂課，不是從講課開始，而是始於烏克蘭人最熟悉的一句問候「你還好嗎？」充滿關懷的問候，被認為比教學內容更重要。
2025 年一項針對烏克蘭社工學生的研究發現，69% 的受訪者落在「極重度焦慮」，26.8% 為「極重度憂鬱」，另有 32.1% 壓力落在「嚴重」至「極度嚴重」之間，研究因此建議，社工教學單位應建立心理社會支持機制，並將創傷知情與危機應對納入課程核心。
當大學成為社區支持據點
在戰爭下，烏克蘭高等教育單位不再只是知識傳遞與人才培育的場所，也逐漸成為社區救災與社會支持的重要節點。對社工教育而言，大學除了教學與研究，也開始直接承擔回應社會危機與支持社區的責任，大學進一步成為社區對話的中心、反假訊息的知識據點、地方政府的諮詢資源，以及志工工作的組織核心。
面對戰事緊張，一位受訪教師表示：「大學是知識傳遞的中心，而社會工作是一個隨時間和環境變化的動態專業。如果不及時對學生和一般大眾進行培訓，我們就有可能失去應對新社會問題的關鍵時間。」另一位系主任則更直白地說：「我們沒有數年的時間來研發新技術，我們必須像處理昨天就該解決的緊急狀況一樣，來應對當下的挑戰。」
講師在烏克蘭天主教大學社工系分享如何在艱困的環境下協助兒童。取自／烏克蘭天主教大學社工學系 FB 貼文
也正因如此，許多社工系所開始推出非正規課程及短期訓練，對象不再只限於系上學生，也包括實務工作者與一般社區成員，內容涵蓋心理健康、自我照顧、危機應對與社區支持，以強化整體社會的韌性。
這種轉型也仰賴跨國層面的專業團結，透過 IASSW、IFSW 等國際社工組織與合作計畫的支援，烏克蘭學界得到資金、技術與專業網絡，讓戰火中的教師與研究者知道自己並非孤軍奮戰。
不過，這些資源並不是平均分布的。位於都會、規模較大、國際連結較強的大學，往往更有能力爭取外部支持；偏遠地區或被迫遷址的教學單位，則在原有的資源不足之外，又承受戰爭帶來的額外壓力。
助人工作的養成在戰火中不斷轉換
過去幾年，討論烏克蘭高等教育時，最常出現的其中一個詞就是「韌性」，因為系統仍能運作並不等於問題已被解決。研究發現，到了戰爭第３年，烏克蘭教育現場的討論已逐漸從戰時緊急困境，回到戰前就存在的老問題，例如教師薪資偏低、研究補助程序繁瑣、博士研究時限壓縮，以及評鑑制度的官僚慣性等。
這種制度僵化，在社工教育領域尤其明顯。研究指出，現行社工專業認證框架仍建立在戰前標準上，尚未充分納入戰時社工的核心需求，因此教師只能在既有制度的縫隙中，自行更新課程內容。受訪教師提到，課程內容的調整常常未反映在科目名稱上，而是教師憑藉責任感與創意默默在實際教學內容中推動。
另一方面，像短期課程、NGO 工作坊或國際機構培訓等大量非正規的訓練快速擴張，許多社工系所開始推出訓練課程，對象不只是社工系學生，也包括實務工作者和一般社區成員，主題聚焦於心理健康、自我照顧與危機應對，以強化整體社會的韌性。這些課程雖然補上應對戰爭時期的即時需求，卻也帶來新的挑戰。
例如，如何確保訓練品質、如何與正規學位教育銜接等，至今仍缺乏清楚的制度安排。研究指出，大學、職業學校、認定中心與短期課程並行的授證體系，已造成社工資格認定混亂，雇主也難以判斷不同文憑所代表的實際能力，而這種混亂在戰時只會更加嚴重。
戰爭爆發後，國際資源進駐烏克蘭的社工界，提供技術與合作網絡。圖為位於基輔（Kyiv）的社會工作學院（Social Work School），是由瑞典和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協助成立的單位。圖／取自 UNDP
在這樣的背景下，烏克蘭戰時社工教育已不只是「大學如何在危機中存活」，而是當整個社會都陷入大規模災難時，助人工作教育應扮演什麼角色。
整體來說，戰時社工教育面對的是界線的重組。教師不再只是授課者，也要成為安全確認者、情緒支持者與危機應變者；學生不再只是學習者，也可能同時是志工、陪伴者與倖存者；大學更不再只是知識傳遞的地方，而是社會服務、社區支持與回應公共需求的節點。這些變化既展現了社工教育的韌性，同時也是它的沉重負擔。
烏克蘭社工教育正經歷一場急迫的轉型，當大學大量投入棘手的危機應對時，需要關心的不只是如何有效地調整制度與環境，還包括如何在一個受創的社會裡，繼續培養那些將來要修復社區的人，同時也把他們的需求放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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