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 2 月俄羅斯全面入侵後，烏克蘭在數週內成為二戰以來歐洲最大規模的流離現場，根據聯合國難民署（UNHCR） 統計，至 2025 年 7 月，烏克蘭境內約有 370 萬名流離失所者。
但烏克蘭並不是第一次面對大規模的內部流離，2014 年克里米亞遭併吞、烏克蘭東部的頓巴斯爆發武裝衝突，烏克蘭的社工體系已被倉促推到前線。戰火一步步改變社工的助人專業角色，也呈現出一個整個社工服務體系如何在制度缺口與現實壓力之間被迫轉型。
飽受戰火摧殘的烏克蘭。圖／by Dmytro Tolokonov on Unsplash 美國凱斯西儲大學 以研究見長，他們在一份關於烏克蘭社工在戰爭前後轉型的報告 中指出，蘇聯時期的烏克蘭（1919-1991）並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社會工作，國家僅透過財政補貼與福利照顧脆弱人口，社會大眾成為政府的被動依賴者，民間沒有非政府組織，也沒有自組的助人網絡。
直到 1991 年烏克蘭獨立後，隨著市場轉型帶來的貧困、失業增加，整體社會對社工專業的需求與日俱增。1993-1995 年間，才有大學開始設立社工相關課程，1997 年社工成為正式職業，2004 年才被納入職業分類。
但制度建立不等於 專業穩固，烏克蘭社工長期處在低薪、低社會認可、政治影響力不足的結構中。且社工教育偏重理論，實務訓練缺乏，課程只能大量援引國際模型、翻譯英文教材，卻未能充分回應烏克蘭的在地脈絡。社工也常被視為行政體系的延伸、為執行公權力而存在，而不是具有獨立判斷能力的助人工作者。
這些社工結構上長期累積的隱憂，在 2014 年烏克蘭遭入侵時浮現。另一份研究 指出，烏克蘭的社工服務體系從未準備好 面對大規模緊急事件，不僅缺乏危機介入訓練、跨單位協作機制，對於「境內流離失所者」的狀態也沒有基本認識，直到 2014 年克里米亞遭到占領、頓巴斯陷入武裝衝突，烏克蘭才在短時間內面對大規模境內流離失所者。
2015 年 8 月，烏克蘭官方記錄的境內流離失所者已逾 140 萬人 ，大量湧入基輔等城市，但政府單位應對緩慢，法規框架倉促搭建，各地區各自為政，缺乏統一的資料與協調機制。在同一份研究 中受訪的社工們描述：過去的服務對象多是弱勢家庭，而這些流離失所者往往是在原居地生活穩定的普通人，逃離時沒有換季衣物、沒有明日的食物、沒有安身立命的住所。整個服務體系以「危機介入」和「物資供應」為主軸，幾乎沒有任何能力處理流離失所者後續的長期需求。
戰後，在烏克蘭札波羅熱，社工 Lilia（右，綠色上衣）帶領長者進行心理社會支持團體。參與者包含境內流離失所者與當地居民，透過每週聚會與團體交流，彼此陪伴並調適戰爭帶來的壓力與生活變化。圖／Olivia Giovetti；取自 Concern Worldwide 然而，困難不只來自資源短缺。部分烏克蘭國家單位對於來自頓巴斯的流離失所者抱持敵視，視其為烏東衝突的共謀者。在烏東流離失所者最初抵達烏西城鎮時，許多人也受到俄羅斯政治宣傳的影響，對代表烏克蘭政府的社工充滿警惕，這使得建立信任的工作異常艱難。
即使如此，社工們還是在 2014 年這一波衝擊中，獲得處理境內流離失所的寶貴經驗，有助於因應日後更大規模的危機。
面對規模龐大的境內流離，研究 建議烏克蘭的社工實務往兩條並行 的服務路線發展。一條是危機介入，先處理人們最迫切的生存需求：臨時住所、食物、衣物、藥物與基本安全。另一條則是長期個案管理與社會融入，協助人們補辦各種文件、申請福利、尋找穩定住所、重新就業或接受職業訓練、讓子女在新居地就學、取得持續的醫療照護，並找到在新社區的歸屬。
研究建議烏克蘭社工採取 2 條路線並行的服務模式。圖表／Right Plus 編輯部；AI 輔助生成 到了 2022 年 2 月俄羅斯全面入侵時，研究 認為，相較於 2014年，2022 年的烏克蘭社會回應有所改善，大量民間志願服務與社區行動，有效彌補了官方支持的缺口。政府的態度更加同理，對流離失所者的歧視減少，同時推出了 DIIA 數位政務平臺，讓流離失所者能進行線上註冊並領取津貼、使用公共服務。
與此同時，烏克蘭社會面對的挑戰已從「臨時逃難」轉變為「長期流離」，一項 2025 年針對西烏克蘭安置中心流離失所者的研究 呈現：受訪的流離失所者之中，90.7% 已流離失所超過 2 年；83.3% 將財務不安全列為首要挑戰；住房困難影響 54.8% 的人；僅 13.5% 有穩定就業；只有 7.6% 的人感到自己已完全融入居住社區，另有 35% 認為自己部分融入。
因此，在專業實務與心理支持方面，2022 年後的社工服務轉向了創傷知情照護與賦權模式 ，強調維護受助者的尊嚴，並將其視為具備自我復原潛力的行動者 ，而非是只能被動接受援助的受害者。社區層級也建立了超過 200 多個韌性中心（Resilience Centers），將緊急人道援助與長期的社會融入計畫結合，提供包含個案管理、危機介入、心理教育及法律倡議在內的綜合性支持計畫，並倡導將流離失所者視為社區發展的共同創作者與積極貢獻者 。
位於烏克蘭瓦爾基（Valky）的韌性中心中，心理學家陪伴 5 歲卻因戰爭無法上學的尼基塔（左）。圖／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UNICEF 烏克蘭戰時社工之所以特別艱難，不只因為服務需求暴增與資源斷裂，而是因為執行這些工作的助人者，本身也身處戰爭之中。一份由烏克蘭、美國等多所大學共同發表的研究 指出，在烏克蘭，無論是服務對象還是社工，都無法真正置身於戰爭威脅之外。社工白天協助失去家園的人們處理創傷，下班就算回到自己的生活裡，也需面對戰爭的不安和耗損，也可能在擔心前線家人的安危，或在警報與停電中失眠。
研究 以「共同創傷」 （shared trauma）來描述這種狀態，助人者與服務對象共同暴露在相同的創傷威脅中，而傳統上那種可以清楚區分「專業者」與「受助者」的界線，已變得模糊。也正因為如此，專業督導、同儕支持與培力 的需求變得更加緊迫，是維持整個服務體系得以持續運作的必要條件。
面對戰爭的壓力也反映在研究數據上，一份針對 178 名烏克蘭心理社會工作者進行的調查 顯示， 59.6% 的受訪者表示耗竭（burn out），38.2% 達到創傷後壓力症候群，10.7% 回報有自殺自傷的意念。這批受訪者的平均工作年資甚至接近 8 年，且多數是受過正式訓練的心理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卻仍被戰爭中累積的重量壓垮。
當戰爭讓助人者本身成為受創者，社工專業也不得不開始重新組織自己。2022 年 12 月，烏克蘭社會工作者全國協會（NASWU ）正式成立，隨後加入國際社會工作者聯盟（IFSW Europe ）。烏克蘭社工不願只停留在地方各自應變，而是在戰火中將零散的專業能量制度化，以集體聲音參與政策倡議與重建討論。
IFSW 出版有關烏克蘭戰時社會工作的書籍篇章 中也指出，戰時所構築的支持體系、社區連結與服務網絡，不僅是臨時的緊急應變，其本身就是日後社會修復與長期重建的關鍵基礎 。例如透過國際合作修繕的烏克蘭流離失所者避難所，在規畫初期便與地方議會達成具法律約束力的協議，確保這些設施在衝突結束後，能直接轉型 為永久性的社區社會支持中心，將戰時投資轉化為長期的公共資產。
烏克蘭社會工作者全國協會的工作者和羅馬尼亞社會工作者協會（ASproAS）一起服務流離失所的烏克蘭孩子。圖／ 烏克蘭社會工作者全國協會官網 同一時間，過去烏克蘭社工長期面對的問題，例如實務訓練不足、專業地位模糊，在戰爭裡已經無法再被擱置，國際合作也開始補上烏克蘭社工體系缺乏的支持。研究 記錄了來自不同國家的合作計畫，內容包括創傷知情訓練、認知處理治療、自我照顧與支持性督導，協助烏克蘭戰時社工整理經驗、處理耗損、維持判斷。
在《烏克蘭戰爭中的社工》 （Social Work in Wartime Ukraine）一書中，一位烏克蘭社工問他之前的同事說：「你為什麼想在這裡繼續工作？」對方回答：「我想和這裡的老人一起受苦。」但他不認同「受苦」這個詞，對他而言，更重要的詞是「尊嚴」：「對我而言，尊嚴就是一切。也就是即便經歷戰火，我們仍能保有自我意識與人性。作為一名烏克蘭人，我感受到尊嚴的重要性，這不僅是為了我們的服務對象，也是為了社工自己。」
「在照顧他人時很容易遺忘自己，但我相信我們必須在這場戰鬥中守護自己的尊嚴。尊嚴讓我們腳踏實地，幫助我們忠於自我，並讓我們在不迷失自我的情況下，繼續從事這份艱難的工作。」換言之，社工的工作，是確保人們在一切混亂之中，仍然能夠維持對自身的尊嚴感 。
俄烏戰爭發生至今，烏克蘭戰時社工的經驗，除了在危機中展現韌性，也持續在找尋助人工作面對戰火危機的應變方法。社工從 2014 年幫忙流離失所者，到 2022 年被全面入侵後協助人們進行安置、個案管理、心理社會支持與社區重建，社工不再只是公共服務體系末端的執行者，而是成為維繫社會運作的關鍵節點。
戰爭讓原本長期被低估、資源也不充足的烏克蘭社工專業，不得不站出來承擔應變，同時替未來的重建留下可能。烏克蘭社工的經驗也說明了，一個社會能否從崩解中恢復，取決的不只是城鎮與設施能否重建，也取決於是否還有人能把那些被戰火打散的人、關係與制度，重新連結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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