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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的角度不等於事情的全貌」,一場由身心障礙孩子主動發起的交流大會

臺灣、香港、新加坡與日本同為富裕社會,貧窮者卻仍可能被制度與社會排除。這場跨國交流從社會救助、住房到社區實踐,重新思考「自立」與貧窮:真正有尊嚴的生活,不只是不挨餓、有工作,更是每個人都有資源活出自己重視的人生。

自立不代表凡事都要自己完成,而是能在適切協助下,參與生活中的各項決定。即使當事人尚未充分理解有哪些選項,也不能因此就否定他的選擇權:「自我決策是一種權利,而不是能力的問題。」

「有風險」不是組織做得不好,而是值得開始準備。 當組織開始有能力提早看見這些事情,「缺錢」就不再只是帳戶裡的一個數字,而會成為一個可以被理解、被討論,也可以提前準備的風險訊號。

在烏克蘭身心障礙服務尚且脆弱時,戰爭就以極快的速度將其撕裂。身心障礙者生活中的「不方便」,在戰時成為攸關生死的難題。撤離、避難、就醫變得更困難,當政府系統接不住,身心障礙者組織與社工如何在戰火中補位?

當我們開始關注戰爭風險、國防預算、民防體係乃至社會韌性,我們也將能從烏克蘭社會工作的轉型與成長中,理解人們如何在一團混亂中維繫關係、拉攏彼此、看見創傷,如何在極端現場輸送服務、改變模式、重建社區。

戰時,社工需要在資訊不完整的情況下,判斷婦女現在是否安全?孩子的照顧者有沒有能力繼續照顧?獨居長者是否還能自我照料?後續的支持也很重要。然而,社工看見的困境是,時常不知道個案轉介後,服務是否能銜接上。

當整個社會陷入災難,助人工作教育應該扮演什麼角色?烏克蘭天主教大學社工系戰後騰出教室,協助流離失所的人申請社福資源,許多烏克蘭社工系所也開始推出訓練課程應對戰爭即時需求。社工教育正經歷一場急迫的轉型。

俄烏戰爭後,烏克蘭社工從提供一般福利服務,被迫走向大規模危機應變。面對數百萬流離失所者,社工不只提供物資、安置,還有心理支持、就業與社區重建。同時,助人者也身處戰火和創傷中,長期承受耗竭與壓力。

人權團體要監督政府,還可以拿政府的補助款辦活動嗎?企業出事想要做公益洗白,這種捐款可以拿嗎?倡議團體開這麼多記者會,真的有用嗎?社運團體除了上街抗議,還有什麼其他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