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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長參選人沈伯洋於今年 9/11 邀請社福團體舉辦座談會,會中針對長者、兒少、身障、性別等群體提出相關的社會福利政策。但臺北市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副理事長沈曜逸認為,這場座談會關注的問題和工會以及他身邊許多社工的想法很不同,且其中討論的社會福利觀點比較偏向高層對社福的理解。
沈曜逸說,社會工作是多元且多面向的,他在社群平臺上呼籲沈伯洋也應該跟基層對話,由此產生了 10/27 的「沈伯洋候選人與社工的客廳會」,當天晚上 6 點在臺北舉辦,現場參加者近百人,立委林月琴也加入對話。
客廳會由沈曜逸主持,他首先強調,工會並不是要把所有問題全部丟給一個候選人解決,他們重視的是社工的聲音要自己說出來,大家要一起想辦法。「候選人當然會是一股力量,但比較重要的還是有這些交流和想法,我們再帶回去討論。」
沈伯洋開宗名義便強調政府的定位:「社工常常是接住別人的人,但沒有人在接社工。我認為政府的角色定位就該要能接住社工,這是最大的方向。」
沈伯洋指出,他看了滿多文獻和報告,了解社會工作第一線非常缺人、流動率越來越高,甚至許多資淺的社工剛入行,就要接非常大量的案件,「我今天甚至看到有 3 成的社工因為壓力太大而需要心理諮商,比例真的很高。」

這也是沈曜逸在邀請沈伯洋對話時所問的 5 大問題之一。日前,沈伯洋曾宣布,若能當選,會優先針對教師與公務員舉辦「市長,我不想幹了」肥皂箱活動,接著會再針對護理人員、社工等一線人員舉辦。不僅收集一線的聲音,也提出行政減壓策略。
但沈曜逸指出,沈伯洋提出的減壓,包括聘請社工助理處理行政事務等,其實都已是衛福部提出過的政策,而且已證明窒礙難行。
「例如聘社工助理,我不確定沈伯洋說的細節如何實施,但從目前中央的做法來看,因為社福產業環境始終很差,所以即便聘進來了,也會因為一大堆無效的行政作業把人逼走。」沈曜逸說:「而且目前助理用的大多是大四或研究所的社工學生,大家反而因此看到這樣的環境,畢業後更不敢當社工。」
對此質疑,沈伯洋坦言,行政減壓對教師來說確實能做得比較多,對社工來說就顯得杯水車薪,因為有太多專業的事還是留在社工身上。因此他在客廳會提出 3 個可努力的方向,即「KPI 與行政脫勾」、「公費培育」與「資深人力迴流」。
「行政會有壓力,常常是因為 KPI,例如這個個案 10 天內一定要訪視,這是一種 KPI,但訪視後要寫報告,就是行政作業。」沈伯洋說:「我參考英國的做法,認為或許可以把這 2 件事脫勾,也就是 10 天內一定要訪視,不代表你 10 天內要交出書面報告,而重點是,KPI 的計算是跟訪視綁在一起的,而不是後面的行政作業。」
關於公費制度,根據衛福部委託調查統計,近年每年從社工系所畢業的大專院校學生約為 2000 至 3000 人,但進入社工領域就業的比例僅約 52%。沈伯洋說,系所還是有人在念,是就業環境留不住人。他比照醫生和軍職的公費制度,認為教師和社工也可以參考辦理,以確保人才從學校到現場的穩定性。「當然這也不一定能留住所有人,一定有人會想退出、解約,但我認為這是市政層級比較能做的事。」
至於資深人力迴流,他強調世界許多國家都針對職涯中途離開的社工設有迴流計畫,其中英國是做得較成功的。許多迴流社工會以兼職的形式成為市政層級轄下的機動隊,一旦線上社工案量負荷過大,就會啟動機動隊支援。
說到案量,他也強調美國社工平均一人案量僅約 12 至 15 件,臺灣卻動輒 25 到 30 件,已是 2 倍差距,如何緩解確是當務之急。「從 KPI 的重新設定,到公費培育和迴流機制,再加上行政減壓,我粗估費用僅約 1.5 到 2 億左右,相比於每年 200 多億的社福支出(按:北市社會局 2027 年預算為 257 億),並不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這些策略也包括待遇和福利,例如針對社工,特別是市府聘僱的公部門社工,從加薪、居住補助到諮商等,都可以優先提升。

不過,工會也擔心,過去新任首長上任常會為了拚亮點而多加工作,最後很可能都是基層在承擔。現場便有人提問說,沈伯洋曾就無家者的議題回應說要提供行動服務車,但這基本上還是在給社工增加業務,似乎並沒有解決到問題。
沈伯洋直言,無家議題最麻煩的是安置場所(土地空間)取得困難,在寸土寸金的臺北市,像遊民收容中心這類設施經常成為人人厭惡的鄰避設施,因此他才會提出「行動」服務車的想法,但這也只是目前想得到的解方,暫時難有更多說明。
工會另一位副理事長黃寶萱則提問,若未來真能擔任市長,是否可依社福基本法第 17 條,定期召集民間團體代表、學者專家等規畫、諮詢、協調社福政策,並且聆聽一線的聲音?
沈伯洋回應,不僅會召開,還要討論召開的頻率,以及是否達到什麼門檻就要召開,而不只是定期召開。且他之所以看重這件事,也是因為知道許多事都是跨局處的,唯有仰賴市長來主持,大家才會知道怎麼做。
他舉例,如今的社會安全網便關係到衛生、警政、學校、醫院和社工等事務,其中的每個環節責任都該是均等的,因為(如林月琴所說)這是「社會」安全網,而不是「社工」安全網。只是社工出動時常常都已是離個案最近的人,導致社會常把重責大任放在社工身上。
沈伯洋說:「我認為各局處的資訊分享和開案成立與否,應該像東京處理兒虐案一樣,由多部門一起來決定,而不是交由社工單獨做決定。在服務的品質上,也需要由大家一起來訂出一致的標準。」他舉例,基層警察也和社工一樣,苦於永無止境的行政作業和案件壓力,但很多工作其實都是其他局處的事。
但他也強調,這其實還是一個 KPI 機制設計的問題。「例如,就算事關許多單位,但最終還是需要一個主責的人,如果這個人做出來的行動不只關乎自己的 KPI,還會影響其他單位人事的 KPI,就能避免彼此合作時叫不動別人的問題。」
林月琴也表示,如果沈伯洋當選,要做的不是聘用一個很厲害的社會局長,然後什麼事都丟給他,而是要能讓各局處都能同理合作。
攸關社安網的兒虐案,也是社工們在意的問題之一。工會表示,沈伯洋喊出要效法日本來訂定「兒虐防治」自立防止條例,初衷令人肯定,但兒虐事實上是不可能杜絕的,社工們憂心如此強力的宣導反而會讓有心人加深對社工的誤解,也導致社會撕裂。
沈伯洋說,他從未直接喊出兒虐零死亡,但「兒虐零死亡」就和「交通零死亡」一樣,是一個願景,先有願景才有決心做到許多事,如同交通事故或許還是會發生,可是政府至少可以設計出各種措施,來避免事故演變成「死亡」。他舉美國小城霍博肯(Hoboken)為例,人口僅 6 萬人,卻能透過街道設計、夥伴關係和社區參與,連續 9 年做到交通零死亡,還預計在 2030 年做到交通零重傷。

他也提到認知作戰,舉例說部分立委很會操作、媒體再大舉跟進,就容易形成民粹。但他也強調,民粹的生成需要一個時間差,政府的角色就是爭取這個時間差,在重大事件發生時,馬上先做回應,公佈「已知的事實」、「未知的事實」、「預計接下來幾天內將釐清」,就不會這麼容易演變成認知作戰。
今年 9/22,工會公開員工約 700 位、聲稱為全臺規模最大的老人長照單位恆安基金會,其承接臺北市政府的文山老人日照中心發生不實核銷、未足額發放年終獎金一案。依所公開公文指出,臺北市政府表示,恆安基金會為初犯,且擔心相關福利服務無人執行,因此將持續合作。若未來再犯,才會停止補助 2 年。
工會在客廳會中直言,臺北市已經是資源豐厚的地方,卻還是發生無法淘汰不良單位的狀況。如今中央把許多資源都投在社安網中,未來勢必需要更多社福團體來承接各種各樣的方案。期盼地方政府應積極培植民間單位,尤其要發展社區自主、讓民間力量由下而上長出來。
沈伯洋指出:「我們平常當然可以多多扶植各種不同的團體,但有時遇到事情大爆發,例如剴剴案時,緊急時刻可以直接找其他大型團體來承接。」他表示,有些國家的做法是尋求其他能量大的非營利組織來承接,即使本來不是擅長同樣服務的組織,但若有足夠的行政能量,也能夠因應,並可招募適合的人才過去。
對此,沈曜逸表示,工會在客廳會後曾經過短暫討論,他個人也肯定沈伯洋對現行大缺工拋出的創新想法,例如資深人力迴流這類解方或許真的可行;針對沈伯洋對認知作戰的專業分析也讓他有所收穫,但只有最後這題覺得雙方的想像不同。
「我們的本意是希望民間能有更多有活力的單位參與,而不是希望大單位來接手。但我覺得這都可以繼續討論。」沈曜逸也提及,工會會建議沈伯洋若真的當選,應該先盤點各局處既有的工作負荷量,收掉一些不需要的繁冗業務,才能真正掌握跨局處合作的量能。
沈曜逸最後表示,工會已經在跟另一位臺北市長參選人蔣萬安團隊聯繫,希望也能辦一場交流,目前仍在交涉進行中,工會也會同步討論、整理大家的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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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報導由《Right Plus 多多益善》獨立採訪/編輯製作,作為臺灣唯一專注探討社福公益的媒體,我們期待報導深入呈現脆弱者的聲音、剖析社會制度的漏洞、傳遞做公益的知識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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