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工作中年危機(上):20 年後,SOP 和 KPI 真的讓我們更專業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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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華人社會工作學會去年(2021)底舉辦了一場跨世代對談,由 4 個長年從事保護性業務的六年級社工分享自己的職涯路徑,並回顧臺灣自 1998 年後,在政府進場「採購公益服務,執行國家保護業務」的背景下,20 多年來社會工作如何面臨巨大的衝擊與專業化的辯論。

本系列上下共 2 篇,由蘆葦女力公益信託基金支持、華人社會工作學會邀請、Right Plus 多多益善獨立報導完成(學會理事長楊仁敘、多多益善記者曾玉婷亦為報導有所貢獻)。

華人社會工作學會預計於今年(2022)8 月 13 日續辦第 2 場跨世代對談,相關活動報名資訊詳見文末。

2018 年是臺灣社會工作風起雲湧的一年。在當年 3 月社福界一場「解套勞基法」記者會後,包括社工、生活輔導員、教保員在內的助人工作領域出現一波波擾動、聲明、訴求與抗議,並且在大小公益團體中引爆大批「出走潮」。許多 10-15 年以上的資深社工陸續離開工作崗位,包括不少保護性社工(辦理緊急或高風險業務的社工)。 

究其原因,不僅在於社工界勞動意識高漲,更多的洶湧暗潮來自長年累積的困惑與隱忍。

自 1998 年《政府採購法》公佈實施,公益界面臨資源板塊震蕩,原本由民間開創主導、各自發揮的公益服務,隨著前人的倡議開始「建制化」── 政府陸續將各類服務重整為國家的「法定業務」,再委外轉包民間,和各團體簽定大量的委辦契約,被稱為「社福民營化」的開端。

如今社會大眾熟悉的兒少安置機構、113 家暴保護專線、身心障礙復康巴士、1957 福利諮詢專線等,背後承接營運的皆為平日鮮為人注意的社福組織。顯示臺灣公益團體早已不如大眾所想,僅是行有餘力在扶助社會弱勢的慈善單位,更是扛起全臺社會福利與國家照顧義務的執行單位。

當社會服務標準化,公民力量被閹割

華人社會工作學會理事長楊仁敘,自 2001 年畢業投入性剝削、兒少保護、家暴、諮商等工作至今,20 年來幾乎正面迎擊臺灣社會福利委外的各種亂象。

因為很早就對同期社工面臨的職涯「中年危機」深有所感,他因此推動主導學會在 2021 年底舉辦了一場跨世代對談,由 4 個長年從事保護性業務的六年級社工分享自己的職涯路徑,以及其中的收獲與血淚,並回應現場的其他世代社工。

楊仁敘在對談中開場,為接下來 3 個多小時的各人回顧補充背景脈絡。他指出,20 多年來,至少在高風險的保護性案件裡,因為需要協助的個案逐漸只能由官方派案管理,再加上控管國家預算與防弊思維,原本百花齊放的民間服務開始削足適履,硬把自己塞進同一套框架中,以求能接觸到個案,並尋求官方委辦和補助資源。

楊仁敘分享社會服務政策發展脈絡。攝影/曾玉婷

楊仁敘解釋,所謂的「框架」意謂著要做的事(例如大量官辦民營的個案服務、宣導工作、團體工作、社區方案或福利中心)、該做到的成效(例如個案量、訪視次數、就業率等量化指標)和能花的錢(如人力限制、空間租用、設施設備等),都有如工廠製造的罐頭般,演變成社會服務的模型範本。

這種「公益團體變成承攬廠商」的建制化,隨之而來的是標準作業流程(SOP)量化指標(KPI),以及大量的行政記錄工作、系統登打作業、難以變通的個案認列與排除,以及單一標準的核銷和評鑑。

原本為了推進社會福利專業化的改革,如今不再有因地制宜、因人適性調整的空間,民間也不再能監督政策與倡議修法,公民力量形同被閹割,因為「政府即雇主」。即使在第一線實務工作中看見困境,也難以往上回報修正不合時宜的政策,連帶也失去了服務發展的主導權。

例如,社工在實務上看見婚暴婦女的就業輔導經常不符市場所需,就算有輔導也沒有幫助;或者,受暴婦女亟其需要居住協助,但契約框架裡根本沒有。這些第一線的觀察在過去很可能向組織反應後,能夠自行討論並調整方案,或延議發展新的服務。

然而,楊仁敘指出,如今社工要向上在委外契約中,爭取不同的計畫內容和驗收指標極其困難。很多時候必須繞一大圈,先費盡力氣向社會大眾做倡議、解釋議題,才有辦法累積足夠的民意,再慢吞吞的回頭對政府施壓、催促立法單位或行政部門修法或調整契約內容。

然而,一般組織根本沒有這樣的力氣與能力,又投入實務工作又做社會倡議,甚至進行政治遊說。

世代衝突與 20 年後的專業反思

楊仁敘還指出,當社會工作逐漸被政府「收編」,再加上經濟發展趨緩、公益團體普遍面臨募款困境,同時勞動意識興起、工會時代來臨,前後世代的社工開始在工作現場和組織裡出現許多衝突。

尤其是像楊仁敘一樣,年資 10-20 年的六年級資深社工,其中許多人早已成為各組織和自己生活中,「上有老、下有小」的中高階主管或家庭支柱。

華人社工學會祕書長、活動主持人辛曉雲開場介紹活動與講者。攝影/曾玉婷

當 2018 年社會工作勞動意識再起,這群「三明治世代」在職場上被更傳統保守的五年級和自我意識更強的七年級「夾殺」,不僅對內疲於說服維穩的高層與爭權的基層,對外又面臨社會環境人心動蕩(總統選戰與公投對立),大出走離職潮於焉形成。

楊仁敘自己也在 2018 年再次出走、進入校園,從一線工作重返研究所和諮商室。回望 20 年職涯,發現臺灣保護性社會工作的發展和他一樣面臨中年尋路,萬般感慨。他形容如今的自己正進入一個「自我整理」的階段,並指出「每個社工都該有這樣重新整理的機會。但現實是,不一定每個社工都有條件」。

學會祕書長、此次對談的主持人辛曉雲也提及,過去社會工作督導制度尚未完善,也沒有 SOP,辛曉雲等同輩社工經常必須自行摸索,想辦法往外和不同的網絡與系統合作,邊走邊學、互相打氣。

辛曉雲尤其印象深刻,當時任職的世界展望會是公益界極具代表性的大組織,內部同時有承接政府委辦案(113 家暴專線)和組織自籌款方案(都市原住民服務)。

彼時「社福民營化」剛剛開始,113 還是大型豐沛的巨額勞務採購案(後來在 2018 年因採購條件連年刪減、契約苛刻而流標,參考本站專題報導:是誰讓 113 險斷線?)。知識氣派的 113 專線組相較於草根外展的都原服務組,兩案人馬無論背景、薪資或研究資源都風格迥異。

事實上,這種隨著政府採購而出現的同一組織兩樣情,甚至同工不同酬,如今已是公益界極其常見的景像。但辛曉雲回顧當時相比之下,作為尚未獲得政府支持和工作流程系統化的小社工,常思考自己是否真能做好社會工作,對專業的摸索誠惶誠恐。

「沒想到 20 年後的今天,我們必須重新反思,法制化之後的系統建制和 SOP,真的能讓我們更專業嗎?」 辛曉雲說。

在職涯溫飽與理想之間,殺出自己的路

非營利組織領導協會理事長李姿佳,則長期致力於親密關係暴力服務。小時候曾夢想當醫師和律師的李姿佳,社工系畢業後先在法院實習,後來被拉進現代婦女基金會轉任正職。原本他如同許多追求穩定工作的五、六年級生一般,打好如意算盤,要從 22 歲一路做到 42 歲離職,再去闖蕩世界。

「沒想到才做 3 年,我就覺得真的太痛苦,快燃燒怠盡了。」

興趣多元的李姿佳分享斜槓經驗談。 攝影/曾玉婷

話雖如此,李姿佳還是一待 15 年。和辛曉雲一樣,在整個業界的培力與傳承都不完善的情況下,李姿佳也必須凡事自己摸索,跌跌撞撞邊走邊學。

後來他短暫回學校充電,返回基金會後意外升任督導,興趣多元加上工作需要,他開始研究企業管理,土法煉鋼學帶人。中間一度遇到瓶頸,想轉行跳槽到企業賺更多錢,卻被友人勸退,留下來繼續磨練。 

33 歲時,李姿佳對未來開始有愈來愈多疑問:「如果 42 歲離職,到時我會擁有什麼,讓我離開後不會餓死?」後來,從小就懷抱律師夢的他考上政大法學院,欣喜面對來自各行各業的同學,一邊學習行銷和財商,一邊將跨領域知識應用在基金會工作中。

然而,對於普遍追求穩定工作與收入的六年級世代,如今的社福產業無論在薪資與彈性上,都不再能滿足這些溫飽與眼界的期待。沒等到自己原先預設的 40 出頭,李姿佳在邁向 37 歲時便下定決心離職,成為出來接案的「自雇者」,因為「如果到 42 歲再改變,好像會老得不敢動」。

只是,這場因著危機意識而出走的冒險並不容易。「剛開始發現自己的薪水要自己賺,很深刻的感覺是,我不是累死就是會餓死。」他努力接一些親密暴力、性別、同志等課程或商業講師,拼拼湊湊生活還過得去。後來逐步調整,才慢慢從一些自己想做的議題和事情裡得到收獲,並且學著創新。

李姿佳自陳,現在的自己已經不再有辦法回到打卡上下班的日子。他以斜槓中年的方式繼續棲身自己熱愛的社會工作領域,並且相信工作者必須即早把握眼前機會,做自己喜歡的事,因為「投資自己是最有價值的選擇」


善盡天良【眾聲相 EP21】 三明治世代的六年級生,當社工進入中年危機 feat. 楊仁敘


NGO 難民潮?臺灣社會工作的「中年危機」論壇系列 No.2

承續 2021 年【臺灣社會工作中年危機論壇】NO.1。受邀的六年級社工講者帶出近幾年環境劇烈變動,機構就像一輛航向不明的列車,轉變正在發生。機構到底怎麼了?社工環境發生什麼事?乘客應該緊緊抓住、被甩出去,還是主動下車?

本次對談以七年級經驗為主體,我們想知道,進入前中年期的七年級生,如何回看自己的社工職涯?如何面對自己的專業生涯和機構的未來?歡迎四五六七八九年級的你,一起加入對話圈,報名學員將殘酷的按年級編組,參與大亂鬥行列!

活動時間:111 年 8 月 13 日(六)12:30-17:00
地點:一碼 IMMA(臺北市萬華區中華路 2 段 364 巷 22 弄地下室)
活動內容:
12:00-13:30  華人社會工作學會第 4 屆第 3 次會員大會
13:30-17:00  中年危機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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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篇:社會工作中年危機(下):改變終有時,三明治世代不放棄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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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圖/華人社會工作學會於南機場舉辦「社工中年危機 」 分享講座。攝影/曾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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