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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先生/我是身心障礙者,也是照顧媽媽的人:我能做的,是陪她走完這段路
「大人的角度不等於事情的全貌」,一場由身心障礙孩子主動發起的交流大會

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舉辦全國共生論壇,邀請第一線工作者分享公共空間設計、醫療照顧、住宅規畫和居民參與的實際經驗。「共生」強調不同年齡、背景與需求的人,都能在社區發揮自己的能力、互相支持,共創適合生活的社區。

反正解決不了無家問題,但可以解決「看得到無家者」這件事。把人趕走很容易,真正困難的是,趕走之後,他要去哪裡?那些沒有地方可以回去的人,需要什麼樣的城市?又能不能在熟悉的地方,找到真正適合自己的居處選擇?

木蘭同時展現了一種搖擺、曖昧的性別形象,在傳統性別間遊走,古詩中「安能辨我是雄雌」的含義,是我們得以發展「新的木蘭敘事」的一個切入點—— 因為這正是當代酷兒的狀態,是正在發生的、當代的木蘭故事。

陪伴者願意一路相隨,但最終要下決定的人仍是自己。拳擊是樂窩找回都原孩子的方式,起初是一個吸引孩子加入的方法,後來成為一種生存手段,更是原住民翻身、改善家境的利器,但拳擊不該是人生的唯一選項。

孩子「被安置了」,並不是故事的終點。有了床位之後,學校願不願意接、寄養家庭能不能留下、機構有沒有人力,都是安置能否真正接住孩子的關鍵。想增加安置量能,不能只問「有幾床」,而要讓整座城市一起承擔照顧責任。

適應體育不是要求人去適應環境、自己想辦法,而是要反過來思考,怎麼讓體育活動回應每個人的差異。當我們不再要求每個人都要符合單一標準的身體樣貌時,體育課才能真正開放給大家。

安置業務除了中央規畫政策主軸之外,還高度仰賴地方政府規畫、資源配置與管理督導。既然政治力可以要求「快點安置」,那政治力當然也可以用來增加真正接得住孩子的量能。那些民意代表知道安置之後需要什麼嗎?

對於人權會的發展,前人權委員葉大華認為,人權會應該逐步邁向獨立運作。因為監察權著重個案究責,人權機構則必須辨識系統性侵害、檢視政策並提出改革建議,但兩者功能與工作方法其實不同。

住院時生活難免受到干擾,多數人都不會想長期住院。真正讓許多患者不敢離開醫院的,是出院後仍有復健、照護等需求。過去復健治療高度集中在醫院,社區端的支持很稀缺,患者不知道出院後還有哪些資源,因此寧願繼續住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