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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我忙餐飲業,累積太多壓力生病了。生病後我希望我家人能為自已過得快樂,不要總擔心我。因為個助會陪我做想做的事,我也發現我成長的嘉義有好多支持身障者的課程、資源。我開始規畫旅行,想帶身障朋友一起出去玩!

從公開咖啡聚會、地方工作參與到穿越社區街道的接力行動,DFC 以建立各地失智友善城鎮據點、串聯地方行動為目標,希望失智者不被簡化為照顧服務的對象,而能繼續作為地方生活的一員。

企業招募大專校院障礙生擔任校園代表,學生領取最低工資,且工作內容多由校方安排,權責模糊的工作,將學生視為湊齊定額進用名額的工具人。勞動部針對障礙學生就業轉銜,企業找不到合適障礙人才的問題,不應再消極以對。

對孩子來說,陪伴是最奢侈的愛,安置機構裡的社工及生輔員,就是為了補足這一環而存在。電影《失樂園》具體拍出社工的苦、經營者的難,讓更多人理解育幼院的情況,這是蔡銀娟導演拍攝這部電影的初衷。

分手的過程讓我懷疑自己,不知道什麼時候我才有勇氣告訴網友我是身心障礙者,會不會一說,就被晾在旁邊了?我希望你們看見我可以是一位有能力的人,和大家一樣,想對喜歡的人付出,也想證明能夠照顧自己、照顧喜歡的人。

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執行長李明洳觀察,《刑法》看的是事件最後結果,然而背後可能有結構性因素是社工看得到,法律人不一定理解的。一審判決論述對社會的影響也不斷在累積,主管機關(衛福部)面對壓力,會有改革的需求。

剴剴案社工過失致死宣判後,4/22 社工、教保、護理等各行各業的工會與支持團體聚集行政院前抗議,指出其職業承擔的處境和風險,與社工困境極其相似。抗議現場持續呼喊「社工拒當替罪羔羊」、「制度要改變」等口號。

我看見社會可能缺乏理解兒少安置工作內容和限制,就自行建構出「你們該如何做」的標準來檢視,這種「無法被理解,卻承擔高度責任」的狀態,將影響照顧人力、服務轉向保守。我們是否真的在建構一個能長期照顧孩子的體系?

臺北地方法院新聞稿指出,陳尚潔本著自身專業,不懷疑保母說法,不對其說詞進行調查,顯然沒有盡到查核、保護的義務。剴剴案已2年,除收養制度正式進入國家系統,兒福聯盟也面對財務與人力、收養業務和兒虐訓練的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