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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照顧媽媽時我會有些困難,例如雙腳沒辦法久站,重心也不太穩。過去我幫媽媽重新申請身心障礙鑑定,也曾在醫療資源和制度上遇到問題,讓我憤怒又無奈。社工曾問我:「照顧媽媽壓力最大的是什麼?」現在我覺得是沒有錢。

社宅無障礙房型數量有限,卻未必優先給真正需要的身障者,不少輪椅使用者只能住進一般房,或必須自費改裝浴室、廚房與家具等,搬離時還要恢復原狀。民團呼籲,無障礙房應改善分配優先次序、增加通用設計與居住年限。

這場活動由孩子主動規畫,孩子說:大人和他們對話時,要說出彼此的心情與立場;希望人行道大一點、電影院的無障礙座位可以設在後面一點。希望在學校時,老師能跟其他同學說明身心障礙的需求,讓大家更認識我們。

以前的我忙餐飲業,累積太多壓力生病了。生病後我希望我家人能為自已過得快樂,不要總擔心我。因為個助會陪我做想做的事,我也發現我成長的嘉義有好多支持身障者的課程、資源。我開始規畫旅行,想帶身障朋友一起出去玩!

從公開咖啡聚會、地方工作參與到穿越社區街道的接力行動,DFC 以建立各地失智友善城鎮據點、串聯地方行動為目標,希望失智者不被簡化為照顧服務的對象,而能繼續作為地方生活的一員。

企業招募大專校院障礙生擔任校園代表,學生領取最低工資,且工作內容多由校方安排,權責模糊的工作,將學生視為湊齊定額進用名額的工具人。勞動部針對障礙學生就業轉銜,企業找不到合適障礙人才的問題,不應再消極以對。

對孩子來說,陪伴是最奢侈的愛,安置機構裡的社工及生輔員,就是為了補足這一環而存在。電影《失樂園》具體拍出社工的苦、經營者的難,讓更多人理解育幼院的情況,這是蔡銀娟導演拍攝這部電影的初衷。

分手的過程讓我懷疑自己,不知道什麼時候我才有勇氣告訴網友我是身心障礙者,會不會一說,就被晾在旁邊了?我希望你們看見我可以是一位有能力的人,和大家一樣,想對喜歡的人付出,也想證明能夠照顧自己、照顧喜歡的人。

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執行長李明洳觀察,《刑法》看的是事件最後結果,然而背後可能有結構性因素是社工看得到,法律人不一定理解的。一審判決論述對社會的影響也不斷在累積,主管機關(衛福部)面對壓力,會有改革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