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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被安置了」,並不是故事的終點。有了床位之後,學校願不願意接、寄養家庭能不能留下、機構有沒有人力,都是安置能否真正接住孩子的關鍵。想增加安置量能,不能只問「有幾床」,而要讓整座城市一起承擔照顧責任。

適應體育不是要求人去適應環境、自己想辦法,而是要反過來思考,怎麼讓體育活動回應每個人的差異。當我們不再要求每個人都要符合單一標準的身體樣貌時,體育課才能真正開放給大家。

記者玉婷也向編輯俞茹大力提問,帶你了解媒體工作背後的編輯專業 ,從作者/記者動筆前到交稿後,編輯有許多細緻的考量,絕不只是幫忙挑錯字!

全國第一個「精神病人及精神障礙者同儕支持員」職業訓練專班 9 月 14 日開訓,由勞動部、臺北市政府及衛福部跨部會合作,並由台灣社會心理復健協會辦理,首批自 35 人報名中錄取 12 名學員,將接受 100 小時專業訓練,遠高於現行同儕支持員僅需的 18 小時。

安置業務除了中央規畫政策主軸之外,還高度仰賴地方政府規畫、資源配置與管理督導。既然政治力可以要求「快點安置」,那政治力當然也可以用來增加真正接得住孩子的量能。那些民意代表知道安置之後需要什麼嗎?

脊髓損傷的傷友們,傷後要經歷漫長的各科會診與復健,但在這條長路上,還有一些因素並不是個人努力就能解決的。

就是因為孩子並不是我們「親生」的,所以面對這樣一個真實的生命,更是要謹慎。出養機構的提問、要求不是不信任,是希望雙方都是奔赴幸福的路上而不後悔。於是我們就把這些都當成如同懷胎 10 月的身心不適感。

自立不代表凡事都要自己完成,而是能在適切協助下,參與生活中的各項決定。即使當事人尚未充分理解有哪些選項,也不能因此就否定他的選擇權:「自我決策是一種權利,而不是能力的問題。」

「有風險」不是組織做得不好,而是值得開始準備。 當組織開始有能力提早看見這些事情,「缺錢」就不再只是帳戶裡的一個數字,而會成為一個可以被理解、被討論,也可以提前準備的風險訊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