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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見社會可能缺乏理解兒少安置工作內容和限制,就自行建構出「你們該如何做」的標準來檢視,這種「無法被理解,卻承擔高度責任」的狀態,將影響照顧人力、服務轉向保守。我們是否真的在建構一個能長期照顧孩子的體系?

臺北地方法院新聞稿指出,陳尚潔本著自身專業,不懷疑保母說法,不對其說詞進行調查,顯然沒有盡到查核、保護的義務。剴剴案已2年,除收養制度正式進入國家系統,兒福聯盟也面對財務與人力、收養業務和兒虐訓練的調整。

問卷顯示身心障礙鑑定制度,讓心理社會障礙者遇到困難,因回診是鑑定條件之一,當狀態不佳無法出門就遇上阻礙;此外憂鬱症、情感性疾患較不容易被認定。有人希望制度改為到宅鑑定,也期待鑑定不應僅由精神科醫師把關。

如果這個案子通過(被判有罪),就表示陳社工一個月訪視一次這種不是很密切性的照顧者,卻用所謂保證人角度去思考,我猜我們會有一批離職潮。因為很多做一線的都是兒少工作。

艋舺公園改建後,無家者移動到附近的康定路、桂林街「打破了原本公園、無家者和鄰里的平衡,街區的居民有可能會感覺『被入侵』。」也因此有更多員警在周邊巡邏,強硬禁止社工和民眾發放物資、取締在街邊擺攤的無家者。

2025 年 6 月艋舺公園全面改建,部分無家者進入臨時安置或收容中心,但仍有人回到街頭、在車站與周邊流動,更有不少人被排除在制度外。當原本能暫時容身的空間消失,尚未接上資源的人,更容易在過渡期失去支撐。

貧窮不只是沒錢,還交織失業、家暴與照顧壓力。匱乏容易讓人判斷力下降、做出高風險決定。社工可以先接住服務對象的焦慮、協助穩住生活,再談財務與選擇,陪家庭長出承擔風險、自立的能力,並建立穩定支持系統。

6 歲那年,我從臺灣飛到美國,帶著好奇也帶著害怕。我拚命學英文、模仿同學,想證明自己屬於這裡。可是在融入新文化的過程中,我逐漸感到疏離,排斥我的亞裔背景,也對父母產生憤怒,因為我始終不知道,我究竟是誰⋯⋯

When I was six, I flew from Taiwan to the United States, carrying both curiosity and fear. I worked hard to learn English and imitate my classmates, trying to prove that I belonged. But as I tried to adapt to a new culture, I gradually felt a growing sense of alienation. I began to reject my Asian identity and even felt anger toward my parents, because I never truly knew who I w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