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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設計不良的濟貧法,如何排除數百萬窮人?立法者當初良善的立意、行政官僚眼中的貧窮,如何與現實社會逐漸脫節?

重障者玉姐呼籲新北社會局別再上訴:「我的歲月正跟時間賽跑。」、「我奢求的只是最基本的生活,晚上不要泡在尿裡。」而這並不是重障者第一次求助無門。

「個助和身障者是在同一個位置一起做事,不是單方面主導他們的生活。這份工作帶給我的最大啟示,就是把人當人看沒有那麼難。」

平均每天僅有 2 小時個人助理服務補助,對許多障礙者而言,難以維持日常生活。不合理的申請限制、個助的低薪與勞動困境,也再再影響障礙者自主生活的權利。

或許我們該學著區分一下愛心和無力感—— 大量的捐物究竟是因為在乎脆弱處境人群的需求,還是為了紓解自己一再看到災難畫面的無力感?

當父母心力交瘁、老師無計可施、醫療信任不足、孩子孤立無援,「不乖的小孩」如何得到支持?

藥物以外的輔導和治療其實既多元又細緻,如果學校、輔導、家庭等各系統間沒有好好串接、溝通,好不容易累積的微小轉變,都可能被打回原形。

「我們不急著改變他們的腦,可以先改變環境、調整對待孩子的方式和看法。很多孩子需要不同的對待和氛圍,而不是公式化的學習方式。」

直到被放到群體中,ADHD 的孩子才開始發生困擾。因為在偏靜態的教育環境中,學生總被期待要守規矩、乖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