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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麼原因,讓多多今年再次推出兒少安置系列報導?在兒虐案後的敏感時刻進行採訪,她碰到了哪些困難?記者報導和學術研究、一線工作,有什麼不同考量?

類家庭模式由新北市首創,提供居住空間、訓練大人接受教養規範、以孩子的需求為主反過來設計環境。8 年來已看到明顯成效:「再困難的孩子,經過 2 年左右的穩定照顧,整個人都能好好進步。」

「教育對我來說,是用愛作為手段,陪伴孩子擁有更大的自由。」

臺灣青少年自殺率攀升,上路 10 年的《學生輔導法》卻仍困境繁多。如人力不足、校方消極、沒有法規依循、小校共聘等,使學生未能獲得及時的幫助,各界呼籲修法並召開公聽會。

「我待過少觀所、少輔院、矯正學校,但其中沒有任何環節會針對我們犯下的案件,去進行討論或輔導諮商,好像事情發生了就發生了,沒了。不會再有人爬梳、協助少年釐清自己為什麼走到今天。」

「如果社會持續用仇視的標籤看待次文化中的青少年,他們也會用同樣的仇視態度看待社會。」或許我們能試著理解青少年在次文化中的認知、價值觀和世界觀是怎麼形成的、他們如何看待周遭的世界?

媽媽面對老師、長輩頻繁的指教,只得越發嚴格要求孩子,直到遇到一位醫生,告訴孩子當自己就好;遇到一位老師,願意陪伴孩子分享生活。是這些正面的對待,讓雙方慢慢解開心裡的束縛。

越被定義成不乖,越常受到不合理對待,和同學起衝突,卻只有自己被罵、做不影響他人的事,也被說很幼稚、過動。父母則在擔心和壓力之下帶孩子就醫,有時卻也失去了慢下來陪伴的機會。

在美國,離開照顧系統的青少年,容易陷入無家可歸,也面臨更高比例的心理健康問題。美國一家基金會透過創新方法,近年已使街頭流浪青年減少數百名,也透過支持系統,協助其修復身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