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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班導第一次帶特殊生,但非常願意傾聽我的需求。開學時,她希望大家可以自我介紹。經過此活動,我很感動老師的刻意安排,感覺大家都是獨一無二的,我不是特別怪異的人!

站出來講訴求時,我其實是在恐慌當中,因為我的居留證早已過期。但當時臺灣的法律,確實把我們弄成一個破碎的家庭。如果那時候不去抗爭、講出來的話,我們也都是即將被送回去的人。

小時候爸爸開著車,載全家人上山追雪、環遊綠島,比手畫腳向路人問路的畫面,歷歷在目。長大後,旅行地點橫跨到了世界,一樣的探索每一個未知,一樣的感受著平凡的幸福。

我不認為任何人有義務要幫助誰,但我已經很努力的應付聽力障礙產生的不便,卻被一些一無所知的長輩質疑我為什麼不努力成為他們所謂正常的模樣。當下,我只感到非常的憤怒。

輔具的作用是幫助我們聽見聲音,但無法辨別不同聲音的差異,所有聲音會同時發生在我們腦袋中。雖然人們多半懷抱善意,但他們並不能理解我們的困難是以怎樣的方式影響著生活。

我兒子活潑可愛,只因癲癇症狀有時情緒不穩。我曾經歷辛苦、迷失方向,如今更面臨兒子找不到日照中心的困境。但現在的我已經有力量分享故事、說出我正在追逐的夢想。

我想促成一個在醫院和家以外的安寧度假村,卻發現社會連談論死亡都還是禁忌。我除了寫企畫遊說企業,我想最重要的是和社會對話,開啟死亡與生命意義的討論,才可能落實善終。

在精神醫療中生存的代價,好像就是失去人格尊嚴與合法性,然後學會忽略發生在身上的所有暴力和不正義。我可以伸張嗎?我不行。

30 年前的美國一般社區大學裡,連行政人員都會比手語,聾人學生聚集在學生餐廳聊天,談論未來的夢想。我到現在還忘不了剛見到這一切時的衝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