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少保防線失守、社工超載，多次通報也無法阻止孩子受虐致死或重傷／1120 世界兒權日記者會
民國 109 年，南投縣的 4 歲女童彤彤（化名）遭埋屍案曝光，震驚各界。監委王美玉調查發現，彤彤受到母親男友長期殘忍的虐待，卻被政府保護系統一再漏接，最後遭到餵毒而死。此事突顯了臺灣衛政、警政、社政等各單位不但沒有即早通報、介入調查，且資訊無法整合、跨網絡合作斷裂等問題。
近年來，在校園、機構、幼托場所甚至家庭中，兒虐案仍層出不窮，尤其數位網路的發展，讓兒少受到性剝削、性虐待的風險大幅增加。而適逢 11/20 世界兒童人權日，衛福部在今日（11/19）發佈了《兒童權利公約》（CRC）第 2 次國家報告，立法委員王婉諭與監察院也相繼召開記者會。
人本教育基金會執行長馮喬蘭在記者會中指出，體制上最根本的問題，就是社會與制度上普遍還存在對兒童的歧視。例如教師在教室內辱罵學生的言論，若是出現在成人之間，立即會成立公然侮辱，在教室內卻能以班級經營、輔導管教之名，正當化侮辱性的言論。
馮喬蘭也提到，社會對於兒童權利的想像很空泛的，常用「我們愛他」、「我們要保護他」、「我們要教育他」等理由將侵害兒少權利合理化。監察院也指出，我國防暴與承接體系的嚴重缺漏與失職，顯示臺灣目前連避免兒童受傷的消極層面都還遠遠不足，遑論《兒童權利公約》中在談的積極權利。
監院報告中也強調，政府的暴力防治網絡理論上是兒少保護的重要防線，一旦漏接將導致兒少死傷，或落入司法系統中身心受創、惡性循環，且其中無論是受虐兒少還是家庭本身，都存在著多元而複雜的需求，然而我國的三級預防與輔導機制卻遠遠不足。
不斷被漏接的悲劇，孩子在系統間流浪
監察委員王美玉指出，自民國 104 到 109 年，我國兒少人數驟減 42.7 萬人，但受虐兒少卻不減反增，通報增幅超過 50%。（103 年被通報人數 4.2 萬人，增加到 109 年 6.6 萬人）
在 108 年到 109 年 4 月間發生的 43 件重大兒虐案中，有 1 成案件的受害家庭不曾被通報過，其餘 9 成雖然都有進入政府的通報體系或有服務紀錄，甚至曾被多次通報，但防護網最終不但沒能安全接住這些孩子，反而發生虐待致死或重傷的悲劇。
此外，根據衛福部截至去年底（109 年）的資料，曾經因觸法而進入司法體系的兒童與青少年，在結束「司法處遇」（司法系統的輔導）後，有繼續被追蹤服務的共有 1295 人。其中有 23.2% 其實來自社政單位，屬於保護性個案；曾接受高風險／脆弱家庭服務的個案，則達到 28.9%。
再從法務部矯正署的資料來看，在 110 年 1 月間仍在少年矯正學校及少年觀護所的 1124 位少年中，有 12.5% 在入校／入所前就已經出自失功能的家庭。
這突顯了兒少若早已身在脆弱的處境中，並且一再被政府的保護系統漏接，很可能接續出現行為問題或遁入幫派、違法事件中，從本該能提供輔導的社政體系落入司法體系，成為在社政及司法間反覆流轉的「跨界兒少」（Crossover Children／Youth），加重身心創傷。
初級預防漏洞百出
監察院的調查報告從３個層級的預防面向逐一檢視。在初級預防方面，自 108 年到 109 年 11 月間發生的 54 件重大兒虐案中，超過 7 成以上孩子未滿 6 歲，這還不算其他沒有被通報的黑數，是兒虐案中最大的受害族群。
然而，衛福部實施的「6 歲以下弱勢兒童主動關懷方案」，本應成為預警篩檢的機制，卻只涵蓋到 0.1％ 的 6 歲以下兒童，相關網絡的執行也未見落實。此外，未滿 20 歲的施虐者（即小爸媽）占了 2 成，但針對此類父母的育兒需求和篩檢預警，只有一紙家庭訪視中的意願調查表。
為什麼許多施虐者常常就是父母本身？原因脫離不了「親職教養知能不足」、「婚姻／感情關係失調」，或父母自身的「童年受虐經驗」。但社區鄰里、家庭教育、學校輔導、公衛醫療體系等沒有充分發揮初級預防的功能，也是關鍵。
王美玉還補充，衛福部保護司的「重大兒虐事件檢討機制」，有時檢討資訊也不夠完整、實際運作也有缺漏，導致撼事一再發生。
次級預防多所缺失，受暴「回頭率」高、社工超載
行政院從 107 年到 109 年推動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一期計畫。計畫中參照醫療體系的檢傷分級分類做法，輔導各地方政府成立集中篩案／派案中心，以此統一受理所有保護性與脆弱家庭案件。但因通報案件爆量，比預估高出 10 倍，還沒完全到位的社工人力根本無法應付。
此外，仍然不夠清楚的分案標準、到什麼程度與狀況才能開案的爭議、處處受限的派案機制，也讓篩派案中心不斷面臨和各網絡單位間的爭執、內耗與壓力。
另一方面，衛福部原有的「兒少高風險家庭服務」，在社安網推動後，轉型成「脆弱家庭服務」，由各地方社福中心接手。但制度轉型的過程中，孩子卻一再被漏接── 108 年底有 6 成的人（4892 人）在轉型中「被結案」。這些被結案的孩子，有 2 成的人在結案後的 1 年內，再度被通報進入社政系統。
事實上，「脆弱家庭服務」包含了全齡人口的各項需求，但因人力、多元、專精的各項後端服務銜接並沒有到位，使得業務內容「包山包海」的社工也跟著自己服務的家庭，變成既辛苦又脆弱的一群。
三級預防失職，兒少返家路迢迢
因為針對兒虐家庭強制執行的親職教育與輔導計畫，執行不力、資源也不夠，難以阻止兒少一再受虐的處境，許多孩子因此必須走上「家外安置」一途（由國家強行介入將孩子帶離原生家庭，交由親屬、寄養父母或機構照顧）。
理想的家外安置，本應期待兒少在安置過程中，原生家庭的功能被輔導重建，讓孩子早日返家。然而，調查中卻顯示許多被家外安置的兒少沒有歸期。目前被安置在寄養家庭超過 2 年的孩子已達到 3 成、在機構中滯留的孩子超過 4 成，超過 5 年以上的孩子也越來越多。
更令人憂心的是，受到家外安置的孩子不僅帶著原本受虐的身心創傷，其中還有 2 成具有身心障礙或發展遲緩等議題。然而現況下，較難做到個別化輔導、被「機構安置」的孩子，比例卻高達 6 成（其中超過 1 成是不到 6 歲的幼童）、「親屬安置」只占 3 成。
再加上，許多受虐孩子頻繁在各種安置處所間流浪，無論是轉換安置機構的比率或次數都在逐年攀升，不僅不利兒少發展，也和國際人權公約的標準背道而馳。
調查報告中還指出，在《少年事件處理法》修法後，「兒少觸法事件」從 109 年 6 月開始，從司法體系轉向回歸到教育與社政體系，然而部分地方法院並沒有和地方政府共同建立妥善的轉銜機制，甚至各法院轉銜的方式都不一樣，導致教育部與衛福部必須大費周章才追得到兒少的下落，整個過程不斷凸顯政府各自為政的致命傷。
自立青少年成社會邊緣人，未來難測
至於離開安置體系後呢？原本便已無家可歸或家庭已失功能的少年，依法在結案或滿 18 歲後必須離開安置機構，自謀生路。然而獨立生活困難重重，後續理應有相應的輔導機制介入。
但根據衛福部統計，在 107 年到 109 年間離開安置機構的 2302 位 15 歲以上少年中，只有 2 成進入衛福部的「自立生活適應協助方案」。社政單位對於本應掌握的安置後少年經常斷線、常有追不到的窘境，使這群被漏接的孩子在各種生活面向中成為社會邊緣人，其中有超過 1 成的孩子最後會再度觸法，重回司法體系。
此外，臺灣將從後年（112 年） 7 月 1 日開始，將此類「曝險少年」由地方少年輔導委員會（少輔會）接手先行輔導，但監委在調查中指出，以目前少輔會的組織架構與輔導能量，專家學者和實務工作者都對此憂心忡忡。
王美玉提醒，社安網第二期計畫預計大幅補助增加政府及民間服務人力到 9000 多人，但後續是否因此引發「社工荒」及縣市間、跨體系間的人力流動潮，需要密切關注並及早妥善因應。
在今日的另一場記者會尾聲，身為立法院兒少權利促進會會長的王婉諭也偕同副會長邱臣遠、羅美玲委員，以及兒童權益促進協會理事長王薇君、人本教育基金會執行長馮喬蘭、兒童福利聯盟朱詩瑀組長等，現場簽署「終止兒少不當對待」宣言書，呼籲政府重視相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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