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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權法 18 年後迎來大修,初審通過提高障礙者參與比例、自立生活與個人助理入法、無障礙數位等多項條文;但「合理調整」是否納入歧視與罰則、障礙定義是否擴及短期損傷仍待協商,附帶決議能否落實也有待後續觀察。

監察院針對移工失聯問題,進行結構性的調查,採訪了多位失聯移工。我們摘錄精選內容,邀你一起傾聽移工的心聲,了解在臺灣家庭、各產業中已占據重要角色的他們,究竟為什麼要逃?

報告指出,全球武裝衝突持續惡化,平民死亡、流離失所的人數創新高,人道援助卻被大幅削減、逃難路線遭犯罪集團牟利,且武裝團體控制地區還提供公共服務。面對資源萎縮、權力真空,平民正承擔更高的人身風險和代價。

這次《障權法》修法不只是增列服務,而是要把個人助理明確寫成符合障礙者需求的權利。若法條模糊、預算不穩,障礙者仍只能被迫自費、依賴家人或回到機構,制度則持續以財政理由犧牲自立生活與人權。

障礙團體列出 8 年 84 起長照殺人,夜宿行政院、赴立院陳情,要求修《障權法》,補足社區支持和個人助理,使障礙者自立生活。

身為聽障女性,我在職場中曾經與聽人有互動的隔閡而受挫,工作經驗並不總是順遂。經過多年後的反思,我逐漸摸索出與社會相處的方法。

路瑪診所以照顧者為中心,結合社工和長照資源,從居家醫療到復健治療,協助病人與家庭面對慢性病、臥床照護等挑戰,減輕社區負擔。

祖母庫馬洛回憶道:「我們的社會總是直接告訴人們該做什麼,但現在我們鼓勵他們敞開心扉,分享內心的想法與感受。」

我在治療血小板低下症的病情時好時壞,心境既焦慮又難熬。還好身旁有家人和寵物的陪伴,他們的愛和溫暖給予我在治療路上好多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