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腦性麻痺的雙重國籍大學生，從小在臺灣和美國之間往返，一部分人生在加州的教室裡度過，也在那裡接受過職能治療與特殊教育支持；另一部分人生則在臺灣的醫院、學校和身心障礙服務體系裡摸索。
一路走來，我很常被鼓勵「如果壓力太大，可以去找心理師談一談。」但實際走進諮商室之後，我才慢慢發現：對很多障礙者來說，最大的問題不是「找不到心理師」，而是「找到的心理師不懂障礙」。
很多時候，我們鼓起勇氣求助，卻換來「你要正向一點」、「你不要太依賴家人」、「是不是你想太多」這類回應。真正困住我們的結構性壓力和障礙經驗，反而被當成個人的性格缺陷或情緒問題，矛頭又一次指向當事人本身。
對我和許多障礙朋友來說，這些話有時候是心理師直接說出口，有時候則是藏在諮商的提問和態度裡—— 當我們談的是無障礙不足、制度歧視、合理調整被拒絕，他們回應的卻總是「你何不換個角度想？」、「你可以練習不要那麼在意別人的眼光」。
於是，我們帶著因歧視和排除累積的創傷進到諮商室，卻在那裡被溫柔的暗示：「真正需要被修正的，是你自己。」
想透過諮商整理情緒，卻得先解釋身心障礙權利 我的跨國求學經驗，讓我同時站在障礙者、學生和行動者的位置上，看見心理諮商體系怎麼對待我們，也逼我反覆追問：當障礙者被建議「去找心理師談一談」時，我們究竟走進的是支持性的空間，還是另一個看不見障礙的制度？
以我自己在高中求學時的一段經驗為例，那時候，我在班上和學校裡，被老師當面質疑過很多次：「為什麼你不能像其他同學一樣？」、「我們已經很照顧你了。」即使我知道這不是我的問題，相反的，我知道自己不斷的為了爭取合理調整1
示意圖／Ethene Lin on flickr @ CC BY-NC-SA 2.0 於是我決定去找學校提供的心理輔導服務，希望有人可以陪我整理這些感覺，告訴我接下來可以怎麼辦。 在會談裡，我盡量把事情講得清楚：老師在課堂上怎麼說話、作業規定怎麼設計、學校明明有訂定支持身心障礙學生的原則，實際上卻沒有人願意按照規定給我調整。
我用的是很具體的描述，也試著說明這些情況其實跟《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 裡談的教育權、合理調整有關。對我來說，在課堂上遇到的狀況，就是很明確的基於身心障礙的歧視。
可是心理師聽完之後，第一句話卻是：「我聽起來，比較像是你太在意別人怎麼看你，也比較不願意主動調整自己。」那種說法，等於是很明顯的把焦點放在「我這個人」身上，把我遭遇的結構性排除，直接說成是我個人的問題，也很直接的在責備受害者。
更讓人難受的是，因為這個輔導服務是由學校提供的，心理師很自然就站在學校和老師那一方，把「維持學校秩序」當成理所當然的前提。明明是制度沒有做到該做的事，卻變成我「太敏感」、「不夠堅強」；明明是基於障礙的歧視，卻被說成是我「想太多」。在後面的幾次會談裡，我只好不斷解釋什麼是 CRPD、什麼是合理調整、為什麼「老師已經很照顧你了」其實是一種典型責備受害者的說法。
每一次走進諮商室之前，我都要先做好心理準備：今天可能又要先證明「我有資格感到受傷」 ，然後還要教對方怎麼看懂這些經驗。久而久之，諮商不再像是一個可以依靠的地方，反而變成另一個要我學會「少一點情緒、少一點抱怨」的場域。
這樣的經驗，對很多障礙者來說並不罕見。在臺灣，多數心理師的訓練很少真正碰觸障礙議題。心理師對於身心障礙者使用輪椅、輔具，以及身心障礙者可能面對的溝通障礙、感覺處理困難（感官刺激敏感）2 3
當這些經驗沒有被放進心理師的專業訓練裡，結果往往就是：障礙者在諮商室裡，一邊要整理自己的情緒，一邊還要扮演「臨時講師」，向心理師解釋什麼是 CRPD、什麼是合理調整、什麼是去機構化。久而久之，很多人乾脆不去了，因為「太累了，還不如自己撐」。
以美國校園職能治療為例，我期待諮商師看見人的「障礙處境」 對身心障礙者來說，心理壓力來自很多層次。例如，來自日常生活裡，無障礙措施不足、交通困難、就業與教育歧視，讓障礙者每一次出門、每一次求職、每一次上課都充滿挫折；
來自家庭裡，身心障礙者與家人的關係，常常與「照顧」與「被照顧」的關係糾纏在一起，既有愛與連結，也有經濟壓力、疲憊與衝突；來自制度上，《身心權礙者權益保障法》 和各種福利制度雖然存在，實務上卻充滿門檻與碎片化，讓人不斷在申請、被拒、再申請的循環中消耗。
如果心理師不懂「障礙社會模式」（障礙是社會排除與歧視的結果）4
示意圖。攝／陳家瑩 這裡我想以自己曾在美國接受職能治療（OT）的經驗來對照。當時我的經驗是，職能治療師會先問我：「你在課堂上最卡的是什麼？是寫字、打字、做筆記，還是跟不上討論？」他們會從學生實際所在的教室、課堂、人際互動等這些具體情境出發，以讓我「有辦法參與課堂」為目標，協助我做身體功能的調整，還有調整教室的書寫與桌椅配置，讓我真正能在教室裡寫字、打字、做筆記、參與討論。
這樣的介入和支持方式，承認問題出在環境、制度和工具的設計，例如桌椅高度、老師寫版書的速度、出作業的形式，而不是把我整個人當成「功能有缺陷的個體」。
我期待的心理諮商，也可以有類似的專業視角—— 把我目前的心理狀況，理解為一種「因『障礙處境』而產生的『心理健康狀況』」（psycho‑condition due to disability），而不是單純貼上「你有心理問題」的標籤。
因為在國際疾病分類裡常見的說法是「因『生理疾病』而產生的『心理健康狀況』」（psycho‑condition due to another medical condition），但對障礙者來說，更關鍵的是承認：很多心理痛苦其實來自社會環境與制度排除。
因此我希望以前者的視角來看待，障礙者不是問題本身，真正需要被處理的是社會與環境帶來的壓力（the problem is the society，not the person with disability）。當心理師願意從這個位置出發，諮商才有可能成為一起面對世界的過程，而不是要當事人去「修好自己」來適應一個本來就不友善的環境。
並非要求完美的心理師，而是需要身心障礙次專長的心理師 要解決這個問題，關鍵不是去要求一個「完美的心理師」，而是承認身心障礙本身就是一個需要專業加強訓練與實務磨練的「次專長」。就像醫界有小兒科、老年科、身心科一樣，心理師領域也應該明確標示：誰具備障礙專長，誰有接受相關訓練與督導的經驗。
從我跨國求學的經驗中，我很清楚「身心障礙專長心理師」不是一種奢侈選項，而是一個實際存在的專業需求。在別的國家，其實已經有嘗試在回應這個需求。以美國為例，美國心理學會（APA）近年通過最新版的《身心障礙者評估與介入指南》 （Guidelines for Assessment and Intervention with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作為臨床、諮商、學校等各種情境中，心理師面對障礙者時的實務指引。
這份文件不只是呼籲心理師「要對障礙友善」而已，而是明白要求：在專業訓練和臨床工作裡，都要系統性的認識不同的障礙類型、環境與制度造成的壓力，以及障礙和性別、種族、階級等交織處境。
這些指引同時也承認，如果心理師要長期和障礙者工作，就需要更進一步的專門訓練與實務經驗，才能發展出真正理解障礙處境的專業能力。
對我來說，這正是臺灣目前欠缺的：我們口頭上說要支持身心障礙者的心理健康，卻沒有一條清楚的「障礙專長心理師」培訓路徑，讓想要服務這個族群的心理師有機會好好學習。這不是靠一門 3 學分的選修課就能解決，這些內容應該被納入研究所課程、實習與督導，讓有志於服務障礙者的心理師能夠真的累積經驗，而不是永遠只能自己摸索。
示意圖／取自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制度怎麼跟上需求？建立身心障礙友善的諮商網絡 要讓「身心障礙專長心理師」不只是紙上談兵的概念，至少需要幾個制度上的改變：
第一，在障礙與人權政策中，正面承認「心理健康」是障礙者的核心權利。
「障權法 」與 CRPD 行動計畫，應該明文把心理健康與心理社會障礙的支持寫進政府義務，而不是只用《精神衛生法》來處理「精神疾病」。這意味著，政府不只是要管住院與強制治療，也要發展讓障礙者可近用的心理諮商、同儕支持與社區復元服務。
第二，在心理師培訓與認證中，設立「障礙專長」路徑。
心理師研究所課程應納入「障礙」與「人權」相關內容，心理師實習單位，則要有特教學校、身障資源中心、社區支持機構等場域。完成一定學分與實習後，可以取得「身心障礙專長」標示，供醫院、學校、社福機構優先聘用，讓服務需求和專長真正對得上。
第三，在學校與社區裡，建立障礙友善的心理諮商網絡。
學校的輔導與諮商系統，不應該只服務「典型學生」，而要有具障礙敏感度的心理師，能處理障礙學生在課業、同儕、無障礙與未來規畫上的焦慮。社區方面也應透過身心障礙團體與醫療院所合作，建立讓障礙者可近用、對障礙者交通與溝通友善的諮商據點，讓求助不再是奢侈的選項。
附錄補充： 根據我的親身經驗，以及參考美國心理學會（APA）《身心障礙者評估與介入指南》 ，我認為所謂「身心障礙專長心理師」，至少要具備幾個面向的能力：
理解《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與《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的基本精神，知道什麼是合理調整、支持性決策、獨立生活與去機構化。
熟悉不同障礙類型在日常生活、教育、就業中的常見壓力與制度障礙，例如輪椅使用者面對的交通與生活空間的困難、自閉與注意力障礙者的感覺與社交挑戰、聽障者在資訊無障礙上的處境等。
能夠調整心理諮商的會談形式，包括面對聽障者，可以與手語翻譯員、聽打員合作；面對有表達困難的障礙者，可以使用書寫或輔具輔助表達，或彈性安排時間較短，但較頻繁的會談；或者將家屬、身心障礙助理納入會談設計。
能夠與特教、治療師、社工、醫師協作，把心理支持放進一個跨專業的網絡中，而不是單打獨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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