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的聲音】重升學輕心理、諮商還要請公假、隱私被揭露,兒少心理健康誰來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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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攸關年輕人的事,能否容納年輕人的聲音?近 5 年來各級政府依法逐步將兒童/少年(12 歲至 18 歲)參與公共事務納入政策討論過程,有計畫的培力臺灣下一代參與、理解自己的土地與社會。整個過程不只兒少在學習如何表達、提案,連成人也在學著如何傾聽、採納意見。

2021 年我們開啟本專欄「12+ 的聲音」,作者黃靜盈年僅 20,從國中開始參與地方事務,至高中、大學後成為中央少年代表,搜羅各屆、各縣市代表想法,持續為整個兒少參與制度提出回饋與建議,也針對攸關兒少的議題提出想法。關於她的部分經驗,也可參考我們去年底的 Podcast 訪談,以及她在本站的其他專欄文章

前些時日,大學生的自殺事件引發社會對於心理健康的極大關注,從校方、民間機構、政府單位到社會大眾,都積極的想要做出一些改變,這樣的風氣轉變固然令人欣慰,然而這波討論卻鮮少提及高中職以下的校園輔導機制,甚為可惜。

事實上,兒少面臨的心理壓力與求助門檻,絕不小於成人。根據衛福部統計處的調查,臺灣青少年族群(15-19 歲)的自殺死亡率已經從 103 年到 108 年連續 6 年攀升,2019 年更創下新高,每 10 萬人口就有 6 位以上青少年自殺死亡。

此外,全國自殺防治學會調查顯示,2018 年全國有 9328 名 24 歲以下的青少年自殺未遂遭通報;衛福部國、高中生健康行為調查則指出,有 2 成左右的國高中生曾經認真想過要自殺;董氏基金會調查也發現,每 7 位國高中生,就有一位因憂鬱情緒需要專業協助。

重升學、輕心理的輔導機制,錯接求助兒少

根據《學生輔導法》,每個校園內均訂有「三級輔導體系」,我們可以簡單理解為:班級導師扮演第一線輔導角色,以初級預防、教學為主,如同守門員一樣關注學生的心理狀況;輔導老師則扮演第 2 層角色,以初步諮商、轉介為主,為學生提供並連結資源;學諮中心內的心理師、社工師則在第 3 層,提供兒少專業的協助與服務。

理想上,每一層級環環相扣,各自有不同的任務。導師負責發展性輔導、輔導老師負責介入性輔導,學諮中心負責處遇性輔導,看似層層守護、緊密相連的安全網,加上每天頻繁接觸的師生關係,原應有效陪伴兒少度過困境。然而,兒少自殺率卻年年上升,我們不禁要問,校園作為兒少重要生活場域,為何接不住這群有需求的人?

根據兒少代表們與兒少接觸的經驗,以及問卷調查,加上文獻分析,我們發現,想在校園內求助所面臨的獨特影響因素。

圖/weng3309 @ 痞客邦

首先,「輔導領域」大致上可分為 2 個方向:生涯規畫與心理健康。然而,在臺灣長期的升學導向之下,比起心理輔導,更重視生涯規畫。而所謂的「生涯規畫」,還不如說是「升學規畫」。

由兒少代表進行的初步調查發現,大多數學生對於「輔導室」的認知停留於「幫忙填志願、擬定生涯目標」,且令人訝異的是,如今仍有部分兒少對輔導室存有誤解,認為會去輔導室的都是「有問題」的學生,甚至帶有偏見的看待他們,導致有需求的兒少不知道輔導室的正確功能而無法求助,或害怕同學的閒言閒語而不敢付諸行動。

長期升學導向的思維,使得心理輔導成為犧牲品,但是在我們的訪談中,仍有極少數學校的心輔資源充沛,不只校內設有獨立的會談室,校方也會定期向學生宣導心理健康的資訊,他們是怎麼做到的?

對此,不少輔導老師表示,校方的態度與關於心輔的知能,大大影響輔導室整體的運作。

有輔導老師在訪談中表示,自己曾被其他同仁質疑「會談就只是聊聊天,有什麼難的?」過往文獻也曾指出輔導老師與普通班導師的權力不平等關係。當輔導老師需要對學生進行會談、諮商等,往往還得「看班導師的臉色」,才有機會順利與兒少會面,若班導對於心理輔導仍存有刻板印象與偏見,情況更是雪上加霜。

Photo by kyo azuma on Unsplash

另外,也有輔導老師指出,心理健康和生涯規畫彷彿一直是對立面,學校著力之處往往是成效較顯著、需求也較外顯、未遭汙名的生涯規畫,若輔導老師、現有政策對提升心輔資源不具有相關意識,就容易導致校方漠視,更間接拉高兒少的求助門檻。

當然,輔導老師絕非超人,很多時候他們也分身乏術。過去相關研究曾指出,輔導老師每週的工作時間中,只有一成左右的時間可以真正接觸個案,其餘時間則被繁重的行政工作、各式會議占據,時常呈現「有心無力」的狀態。

雖然依規範已明定每年對於增加輔導人力的配給,但是在兒少自殺率、憂鬱比例節節上升,以及輔導老師行政工作與雜務繁重之下,現存的規範低標是否真能符合實際的案量需求、實聘率是否能順利符合應聘數量,我們仍持保留態度。

想輔導要請公假,還得擔心隱私被揭露

兒少面臨心理議題時的求助行為與成人不同,尤其兒少鮮少擁有獨立且自由的活動時間。據報導,臺灣學生的上課時間高居全球之冠,一整天往往超過 9.5 小時都在校園內活動,更別提大部分兒少放學後還得緊接著去補習班報到,課堂與課堂緊密連結,若真的有會談與諮商需求,恐怕只能透過請公假的方式與輔導老師會面。

Photo by bantersnaps on Unsplash

「請公假」說來簡單,實際上卻有許多阻礙。一方面教師與任課教師是實際掌有給予公假權力的人,然而多教師對於輔導知能明顯缺漏,不少兒少表示,當他們好不容易鼓起勇氣求助時,卻常常被老師認為「想太多」、「太軟弱」、「沒有必要」等。

更別提兒少面臨憂鬱情緒時,可能出現如上課精神不濟、話語變少、校園活動參與率降低等情況,這些向外發出警示的行為,卻容易被弱化為「不努力好好讀書」、「不服從團體生活」。

在一級輔導體制半失能的情況下,兒少要如何走向二、三級便成為大問題,此外,教師知能的不足,除了阻斷兒少的求助歷程,也讓兒少的隱私有曝光的危機。

求助兒少通常不希望隱私被其他同學、師長知道,在求助歷程中,專業輔導老師受到會談倫理規範,具有保密個案隱私的義務,然而兒少與輔導教師會面時,需要透過請公假多繞過一層「導師」或「任課老師」,有時還必須告知「副班長」,極容易迫使兒少個人議題被揭露。

想請公假通常需先由輔導教師向班導告知,班導開立公假單後,再交給副班長登記並轉達資訊給任課老師,一來一往間為了確認資訊,難免會互相詢問「OO同學為什麼請公假?」有時沒有想那麼多的班導師,可能就會回答「他有困難,所以去找輔導老師談談」,甚至直接勾勒出求助兒少面臨的困境。

有兒少分享,自己的個人議題曾因此被同學得知,同學們因為對心理健康不甚了解,反而嘲笑他「好奇怪」、「有病」、「真膽小」,隱私曝光不只侵害當事者的權利,同時也提升隨之而來的社會壓力。

學校裡缺乏的心輔資源,需要政策彌補

如今,整個世界的自殺率都不斷上升,但若放眼國際,不少國家都已為青少年推出相應的專門服務。美國紐澤西州 2016 年通過「麥蒂哈勒瑞自殺法案」,要求高等教育機構必須提供 24 小時的心理諮商服務,減少學生自殺意圖;香港的撒瑪利亞防止自殺協會則於 2018 年推出「chat 窿」,提供即時的線上匿名文字諮商服務,成功跨越空間限制,且同時保護了當事人隱私,大幅降低求助門檻。

臺灣也有許多資源可補足校園人力缺口,以及兒少在時間與空間上的限制,例如張老師生命線衛福部 1925 安心專線兒童福利聯盟的「踹貢專線」,此外,政府建置的「心快活」心理健康學習平臺,也為有需求的兒少提供心理衛教資訊。

衛福部設置 1925 安心專線。影片/衛生福利部 YouTube

校外的資源看來並不至於匱乏,然而在正式課堂上,這些資源卻鮮少被提起。就算民間單位發放海報至學校,也會因為學校重視升學而往往被張貼在邊緣處,淹沒於各大專院校的招生宣導中,校內外資源的斷層因此大大降低兒少求助時的選擇。

由於以上種種限制,在衛福部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推動小組 109 年的會期中,兒少委員與政府協商出 3 大共識:

1. 盤點人力:政府應重新檢視高中職以下的教育體系中,現有法規配置的輔導人力是否合理,避免出現看似符合法規,人力卻不符合實際需求的情況。

2. 優化宣導心輔資訊:過去,心理衛生相關資訊只放在各縣市的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學諮中心)網站,大部分兒少卻可能連學諮中心是什麼都不知道,遑論主動透過網站吸收新知。

因此,我們要求重新統整協助資訊,包含對於校內輔導室的認知、校外的各類求助資源、心理衛生的去汙名化倡議等,直接放置於各級學校的網站上。同時建立友善連結,讓兒少在上網查詢成績與活動時,能增加成功觸及心衛資訊的機會。

3. 建立線上預約平臺:為了避免學生隱私在請公假流程中曝光,並降低求助門檻,例如導師因知能不足而不准假、下課太短來不及找輔導老師約會談時間、不知從何開口尋求協助等。

我們要求參考大專院校的心理諮商線上預約平臺,讓有需求的學生能自主線上預約,並由校方行政系統統一處理公假事宜,且同步提醒經手人員善盡保密責任與義務。未來此系統將與現有的三級輔導體系並行,互相補齊缺點。

獲邀出席衛福部會議的彰化縣兒童及少年代表。圖/彰化縣兒童及少年代表

沒說不代表沒事,打造兒少安心求助的環境

每一位求助兒少遭遇的困境也許存在差異,容易被視作個案處理,然而,關注個案的同時,我們也不可忽視背後的結構性因素,除了已獲廣泛討論的諮商誤解與汙名,公假體系的建置、隱私的確保、教師與學生知能的養成、校內外資源的連結等,都是影響兒少求助行為的重要因素。

兒少們在面臨心理議題時,沒說出來並不代表事情就沒發生,很有可能是外在的安全網絡建置仍有所缺失,或許我們更需要去思考的,是如何降低外在求助門檻,讓校園的三級輔導體系不再只是一項「政策」,而是能確實成為相互陪伴的旅程,別等到下一次憾事發生,才又後悔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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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圖/總統府 @ flickr, CC BY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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