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周月清 國立中正大學高齡社會勞動與福祉研究中心研究員
「你想生活在什麼樣的城市？」我們可能想到方便的交通、安心的住所，以及下班後能與朋友見面的地方。但如果出門需要人力的協助，住家沒有電梯，公車到了卻上不去，這些平常的願望，就可能難以實現。身心障礙者能不能過自己想要的生活，取決於城市如何安排空間、服務與資源。
地方選舉到了，候選人提出增加交通卡點數時，是否問過：有誰根本用不了這張卡？從家門口到人行道、從站牌到車廂，再從下車處到目的地，任何一段走不通，都可能讓人取消整趟行程。
即使卡裡有點數，晚上下班時，有沒有合適的車可以搭？週末想出門，有沒有人能幫忙？交通補助能不能派上用場，還得看公車能否搭乘，復康交通是否足以支持上班、夜間與假日活動。
這些障礙者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困難，什麼時候才能成為政治人物關心的事？中秋節前夕，總統府原定向庇護工場及身心障礙團體採購中秋禮盒的經費，因國務機要費遭國會在野黨刪減及凍結而受到影響，引起許多身心障礙團體的不滿。
多位政治人物紛紛表示「心疼」障礙者、支持庇護工場。但當障礙者走上街頭、夜宿立法院，爭取有尊嚴地在社區生活時，政治人物是否同樣願意傾聽？
今年國務機要費遭刪凍，影響總統府向庇護工廠採購中秋禮盒。圖為總統府舉辦記者會。圖／取自總統府新聞
這次地方選舉，候選人說要「關心市民」、打造「友善城市」，我們必須追問：這些承諾是否又漏接了障礙者？決定政策之前，有沒有讓障礙者參與？
需要協助，也能決定自己的生活
2026 年 7 月底，障礙者與障礙團體夜宿立法院外，要求修正《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障權法》），讓制度真正回應生活需要。
障礙者提出個人助理、自立生活、社區支持、合理調整等訴求，這些詞看來很專業，背後說的其實是同一個問題：當一個人需要支持時，誰有權決定障礙者怎麼生活？是政府、服務單位、專業人員或家屬替障礙者安排，還是障礙者能獲得必要的協助，表達意願、作出選擇？
「自立生活」常被誤解為凡事都要自己做、不需要別人。然而，一個人需要人力協助穿衣、移動或溝通，並不表示一個人不能決定去哪裡、與誰相處、過什麼生活。
個人助理可以依照當事人的需要，協助他／她出門上班、參加活動，或照顧自己的孩子。需要更多溝通或決策支持的人，也應該有機會用自己能使用的方式表達意願，參與那些影響自己生活的決定。制度不能因為障礙者需要支持，就取消障礙者的選擇。
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 19 條保障障礙者在社區生活、選擇居住地點與同住者，並獲得包括個人協助（個人助理服務）在內的必要支持。
讓這些生活選擇成為可能，是政府應保障的權利，必須有明確的制度，讓需要的人可以申請、用得上服務，就算遇到問題，也可以要求政府負責。
要讓障礙者實際參與，有時需要依照個別需求提供「合理調整」1。例如，讓聽障者透過手語參與會議，或為需要更多理解資訊的人，調整說明方式。即使每個人都能報名同一場會議，能不能理解內容、表達意見，也取決於這些安排。
一個城市需要無障礙設施、提供身心障礙者合理調整，才能讓人實現自主的生活。圖為雲林一場地方聾人文化特展開幕活動上，配置聽打服務。圖／詹富娟提供
回到障礙團體（障礙者組成的團體，DPOs）爭取的「個人助理服務」，修法必須說清楚：使用者如何參與決定服務內容？需要的時數能不能拿到？經費由誰承擔？
長照與障礙支持服務可以協作，但整合不能讓障礙者的需要被高齡政策遮蔽，也不能限縮障礙者的生活選擇。修法真正要改變的，是障礙者長期被安排、被代言，卻難以主導自己生活的處境。
下班怎麼回家？抽到社宅能順利住進去嗎？
中央修法固然重要，地方政府卻不能把責任全部推給中央，障礙者每天能不能生活在城市裡，本來就是地方政府的責任。現行《障權法》已將地方服務、經費分配與人員訓練列為縣市政府職責，也要求依需求評估提供自立生活支持等服務。市長要整合局處、提出預算，議員要審議預算、監督執行。
一個人早上需要協助才能去上班，晚上也需要支持才能回家，服務卻只在固定的白天時段提供，即使找到工作，也可能因為缺乏支持做不下去。
如果評估只計算吃飯、洗澡需要多少時間，卻不問他是否想工作、見朋友、約會、為人父母、參加演唱會、跨年、追星，或參加公共活動，包括參與政治人物的造勢活動，那制度只是把障礙者的「生活」縮減為維持「生存」。從評估需求、核定時數到安排服務，都應讓當事人參與決定。
服務能否持續，又取決於支持人力能否穩定。助理請假時，有沒有人能接手？假日或颱風天需要服務時，排班和待遇怎麼安排？如果薪資不足、工時不穩，又沒有替代人力，使用者就得承擔服務中斷的後果。要求工作者靠熱情或「做功德」撐住服務，等於把公共制度的缺口交給個人承擔。障礙者的自主生活，需要有勞動權益受到保障的支持人力。
居住也是如此。即使抽到社會住宅，若室內空間無法使用、交通難以銜接，或個人助理無法到位，也未必能搬進去。即使順利住進去，社會住宅又有居住年限的限制，租期屆滿後能不能找到負擔得起、適合自己的住處，同樣關乎障礙者是否能「安居」。
希望離開機構的人，需要在搬家前就取得住宅、經濟與人力支持。若政府要求障礙者得先證明能夠獨自生活，才有資格獲得協助，等於把最需要支持的人排除在外。所謂居住選擇，不能只剩家人承擔與機構安置兩條路。
穩定的服務人力是支持身心障礙者生活的關鍵。圖中使用輪椅的先生居住於新北市的社會住宅。圖／葉靜倫
城市的排除也發生在資訊與工作中。政府把服務申請移到網路上，卻沒有可操作的表單、易讀與有聲資訊或協助管道，就可能讓人連申請都送不出去。在修法倡議現場，自立生活人權陣線成員李翔濬曾分享，自己研究所畢業，卻被公司安排在沒有其他人的檔案室，整整一年「空等下班」。
對地方政府來說，就業政策的成效，也要看當事人能不能獲得適合的工作、必要的支持，以及在職場發展的機會。光是錄用一名障礙者、達到法定名額，並不代表他／她獲得有意義的工作。
這些生活經驗指向同一個問題：從能不能出門、住進社宅，到能不能在職場發展，這些實際的生活經驗，才是檢驗地方政策的標準。
這次地方選舉，請候選人必須回答４個問題
《CRPD 施行法》第 9 條要求，各級政府執行公約權利保障所需的經費，應優先編列、逐步實施。因此，「經費有限」不能成為不說明預算選擇的理由，「爭取中央補助」也不能取代地方責任。
這次選舉，我們應要求縣市長與議員候選人回答以下 4 個問題。
1. 你要怎麼讓障礙者能在社區選擇自己的生活？
你準備提升多少個人助理服務與社區支持，讓服務不僅協助居家日常，也支持工作、外出、夜間與假日、社會角色的執行（如協助照顧幼童）？需要較多支持的人，能否取得足量且穩定的人力？你會如何把住宅與支持服務一起安排，讓希望離開機構的人有地方可以搬去住，也讓住在社區的人，不必因服務不足而被迫進入機構？請說明能提供的服務量能與完成時程。
2. 你要怎麼讓障礙者平等使用這座城市？
你會優先改善哪些道路、交通、公共場所、政府服務與工作環境？如何提供合理調整、手語、字幕、易讀資訊與可使用的申請管道？改善後，會由哪些障礙者實際試用？如果還有人搭不上車、進不了場館、被拒絕或排除時，誰負責處理、多久會回應？公布設施數量與標章時，也請交代還有誰仍然無法使用。
示意圖／在臺中，伊甸基金會和各單位合作將捷運地圖、反詐騙文宣等出版品做成「易讀」版本，讓心智障礙者也能參與城市生活。取自 Peopo 公民新聞 @ CC BY 3.0 TW
3. 你會怎麼讓障礙者參與決定城市的未來？
政策與預算定案前，你會怎麼讓不同障礙者本人及其代表組織參與，並提供必要的溝通、交通與人力支持？障礙者的建議會如何影響決策？
CRPD 第 29 條保障障礙者投票、參選、擔任公職與參與公共生活的權利。參與不能只剩受邀列席、合照，或由他人代為發言。政黨是否願意支持障礙者參選，讓障礙者的生活經驗直接進入議會？
4. 你準備編列多少預算，怎麼讓市民監督、追蹤？
上述承諾各投入多少經費，由哪個局處負責，何時完成？市長候選人應說明怎麼編列、怎麼讓不同局處一起做。議員候選人應說明如何審查預算、追蹤執行，要求政府回應服務不足。公布成果時，除了人次與名額，更應公布未獲支持的需求，現在得到什麼回應，障礙者的生活選擇是否增加。即使委託民間提供服務，也不能把政府的責任一併委託出去。
我在 2022 年倡議障礙者平等權利入憲時，主張的就是讓障礙者自己參與決定，建立持續的制度保障。這次修法與地方選舉，也應接受同一個標準的檢驗。
障礙者的意見不能總由家屬、學者或專業工作者代為表達；需要更多支持的人，也必須有機會表達期待，影響與自己有關的決定。
當候選人再次說「我關心障礙者」，我們應請他說清楚：你準備改變哪一項制度，投入多少資源，讓誰獲得原本沒有的生活選擇？
「你想生活在什麼樣的城市？」我的答案是：障礙者能與其他市民平等決定自己的生活，也能共同決定城市的未來。民主的承諾，必須抵達那些最容易被遺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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