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星期三】防疫、經濟、照護等多重壓力，讓家庭成為醞釀暴力的壓力鍋
活動主題：防疫與人權系列 2——瘟疫與政策視野外的他們
時間：2020 年 5 月 27 日（三） 19:00-21:30
地點：左轉有書Ｘ慕哲咖啡（100 臺北市鎮江街 3-1 號）
主持人：許朝富｜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執委
講者：
舒珊｜思覺失調的小珊鬥士
阿滋｜躁鬱星球的迅猛龍
杜瑛秋｜婦女救援基金會副執行長、社工師
Savungaz Valincinan｜台灣原住民政策協會祕書長（不克出席）
主辦單位：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
合作報導：Right Plus 多多益善
新冠肺炎（COVID-19）今年年初從中國湖北開始蔓延，臺灣則在 1 月 21 日農曆年節前夕傳出第一個確診案例，到現在已經過了快半年，「防疫新生活運動」漸漸成為全民日常。而帶領全民抗疫的疾管署也早在 1 月 20 日成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快速而有效的擘畫防疫政策。
然而，原本應該保障「所有人」健康的防疫政策，卻可能因為各種因素而忽略、傷害、犧牲某些弱勢族群，甚至因此危及臺灣一向自豪的防疫成果。
上一篇人權星期三專欄文章「【人權星期三】疫情中的障礙隔離：戴不了口罩、在輪椅上過夜、收不到防疫資訊、在全景監控中如廁更衣」中，3 名不同障別的身心障礙者即現身說法，分享自己在疫情中越關打怪、越打越障礙的慘痛經驗。
其中曾住進負壓病房、遭遇不堪對待的脊髓性肌肉萎縮症（SMA）患者汪雪真，更於 5 月 24 日獨自在高鐵左營站攔下南下視察的衛福部長陳時中，遞上「疫情下障礙者的困境」陳情書請願。陳時中接下請願書後，於隔日宣布將撥款給每間負壓隔離病房 10 萬元補助，改善無障礙設施不足的問題。
因疫情而受損的權益，成為暴力的肇始
令人遺憾的是，政策無暇顧及的人，遠遠不只身心障礙者。
婦女救援基金會副執行長杜瑛秋，同時也是一名長年協助家暴受害者、目睹（家暴）兒少與受性侵被害者的資深社工師。她觀察到，疫情不僅僅肆虐著全人類的呼吸道健康，很大程度也撕裂了家庭與人際關係，尤其本來就相對弱勢的女性與兒童，遭受著更大的權利損害甚至暴力威脅。
1. 經濟壓力倍增讓家庭成為壓力鍋
根據勞動部統計，截至 109 年 5 月底，受到「勞雇雙方減少工時」影響的勞工已從 3 月底的 7916 人激增到 26323 人，換言之，因為工作減少、停擺而待在家中的人越來越多。
然而，不是每一種工作都適合遠距操作，尤其是以身體勞動為主的藍領勞工，這些本來就處於產業弱勢，沒什麼存款、每個月的薪水幾乎得全數拿來養家的人，現在還得面臨失業風險。許多就業婦女很可能就此犧牲工作，被迫回到家中，繼續扛起比平日更加沉重的教養與照護重擔，「家庭中的受暴婦女多半被權力掌控，一旦被要求往往就得遵從，否則很容易繼續受暴。」杜瑛秋說。（參考：當防疫成為性別議題：站在抗防最前線、扛起照護重擔的女性們）
在收入短缺、照護工作增加，又因為防疫必須減少出門的多重負擔下，家庭很可能演變成巨大的壓力鍋，配偶、親子之間的衝突都會大大增加。衛生福利部統計就顯示，今年 1-3 月的家暴通報量約有 3.2 萬件，比去年同期增長了 5%，而根據杜瑛秋的第一線工作經驗，疫情下的家暴案中，受害最嚴重的莫過於兒童。
「為了避免群聚，許多學校跟遊戲場所都關閉或管制進出，沒有地方去的兒童成天與家長關在一起，孩子精力充沛、無處釋放，大人也因為減少外出與休閒活動而難以獲得喘息，家長情緒管控較差的情況下，就很可能對孩子施暴。」杜瑛秋說。
2. 房租繳不出來、隔離受暴無處庇護
廣大勞工的收入受到疫情衝擊，平日生活也許還可以縮衣節食、勒緊褲帶度過，但省不了的房租就成了經濟大黑洞，在沒有工作又必須持續籌錢支應房租的情況下，埋下家庭衝突的不定時炸彈。（參考：近 8000 人遭減班減薪，民團：雖放無薪假但房租省不了，呼籲政府提供緊急租補）
杜瑛秋也分享，疫情期間曾有一對夫妻返臺，並配合防疫政策進行居家檢疫 14 天，卻在期間發生家暴，警察與社工因為防疫不被允許探視，最後只好請他們分別待在 2 間房間，並約定錯開使用公共空間的時間。
「但是，只要有一方不遵守，這樣的約定就起不了作用。」杜瑛秋遺憾表示，警察與社工被限制探視、關心受暴者的狀況，也就難以聲請保護令，「雖然緊急情況可以聲請緊急保護令，但也得看暴力程度夠不夠急迫。」
杜瑛秋期待，至少疫情期間政府可以比擬「防疫旅館」，為（潛在）受暴者提供兼具隔離疾病與受暴風險的「防疫庇護所」，以免守住了可能的疫情漏洞，卻把弱勢者推入社會安全網的破洞。
3. 連續數月看不見陽光，沒得肺炎先讓精神病障礙加重
上班上學之餘進行戶外與休閒活動，可以有效排解許多壓力，讓情緒獲得釋放。然而，政府單位在防疫期間不得不限制人群出入許多公共場所，如百貨公司、電影院等都採實名制並限制人數，臺北市某些圖書館甚至關閉場所。
「減少、失去休閒活動，人與人之間又長時間待在一成不變的空間，生活起居 24 小時綁在一起，很可能發生衝突暴力。」杜瑛秋認為臺灣防疫有成，應可看見疫情期間的暴力風險，漸漸放寬限制或擬定配套措施，增加民眾的活動彈性與範圍，減少摩擦的可能。
自稱來自躁鬱星球的迅猛龍阿滋是一名躁鬱症者，她平時住在社區，活動尚且自如。但她表示，從年初到現在，許多住在醫療機構的精神障礙者為了配合防疫，長期被限制在病房中，已經整整 4 個多月沒有見到太陽、無法呼吸到外面的新鮮空氣，因此而影響情緒、加重病情，遑論許多機構不允許病患攜帶手機，病友與外界聯繫變得難上加難。（參考：【反酷刑系列】把精障者關起來？唯有當治療有益時，醫療性的拘留才屬正當／捷克 NPM 手記）
疫情中常受忽略的心理協助，是全民需求
因為心理社會障礙（註）的緣故，阿滋表示她的情緒感受力比一般人更加強烈，疫情期間爆炸的資訊、紛擾的耳語都使她精神更加焦慮不安，體重也因此增加，影響健康。且即便阿滋目前正處於嚴重的鬱期，也不太敢前往醫療院所就醫，就怕進去後若需要住院，會更難出來。
「除了『安置』、『安置』、『再安置』，把我們關到各種有形與無形的隔離島，我們更需要的是同儕的凝聚與社會的支持，與多元族群共融生活，否則找更多善款，只為了打造安置我們的社會安全網，也不過是加了電網的隔離島。」
阿滋語趨和緩的說，遭遇這樣的百年疫情，每個人都承受著不同的多重壓力，很有可能因為撐不下去而面臨情緒障礙，並且需要協助。她表示，社會心理障礙者就像是一把鑰匙，提前揭露情緒風暴來臨時可能的狀況，因此更密集的心理協助是全民的需求。
嚴峻的疫情突顯許多觀點與政策忽略了社會的多元性，正因為如此，也許我們更應在直面彼此的差異，修補防疫漏洞的同時，也傾聽每一個被忽視的聲音。
註：心理社會障礙（psychosocial disability）一詞是從精神疾病（mental illness）或「精神障礙」（mental disability）所推進的友善詞彙轉向，指的是因精神上的障礙所導致的各種生活及社會影響，例如難以訂定目標、做計畫，或參與教育、訓練、職場及其他社會文化活動。資料來源：「心理社會障礙」的友善轉向：從愛心援助、醫療介入到爭取平等的權利
延伸閱讀：
1. 【反酷刑系列】以器械和藥物限制精神病患自由，是為了治療，還是約束？／捷克 NPM 手記
2. 回應王婉諭：社會安全只是低標，精神病人需要更多「在社區生活的可能」
3. 荷蘭「橘屋計畫」顛覆全球家暴庇護思維：親近社區才能重返社區，終止暴力未必要終止關係
本活動報導由人約盟支持，Right Plus 獨立撰稿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