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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歲的 Dmytro 有自閉症合併重度癲癇，需要全天候照顧。照顧他的，是 64 歲的母親和 37 歲的姊姊。姊姊因為長年照顧工作而無法就業，沒有勞保紀錄，未來也領不到退休金。俄烏戰爭爆發前，一家人靠 Dmytro 的障礙津貼、社會救助和母親的老人年金過活。
2022 年 2 月，俄軍全面入侵烏克蘭。鄰近地鐵站改建的避難所沒有無障礙設施，社區日間服務因安全考量而暫停，沒有其他替代方案。母親只好帶著 Dmytro，待在公寓裡。
烏克蘭身心障礙者在戰前，就面對著系統性排除。研究 指出，自蘇聯時期起，那些在社會上被認定為「無法工作」的人便被安置在大型、長期寄宿機構裡。蘇聯解體後，這套邏輯並未隨之瓦解，烏克蘭雖在 2009 年簽訂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卻從未認真將其轉化為政策現實。
研究 指出，烏克蘭政府長年將有限的財源投入維持大型收容機構運作，社區支持與自立生活方案則非常少。在 2022 年俄軍全面入侵前夕，烏克蘭約有 4.3 萬名成人身心障礙者住在 282 所機構中。機構之外的身心障礙者，除了依賴家人全天候照顧，就只有散布不均的城市復健服務，以及幾乎無法支應生活的障礙津貼。
在烏克蘭身心障礙服務尚且脆弱時，戰爭就以極快的速度將其撕裂。研究 指出，緊急狀況顯現的並不是憑空創造的不平等，而是讓原本潛藏的風險加劇：警報無法被聽見、沒有人際網絡可以求助、沒有錢叫車、不知道該帶什麼文件去哪裡。身心障礙者原本在生活中的「不方便」，在戰時成為攸關生死的難題。
2022 年 9-10 月，聯合國開發計畫署委託進行一份針對身心障礙者撤離經驗的快速評估 ，訪談對象涵蓋地方政府、NGO 工作者，以及 223 位曾親身經歷或嘗試撤離的身心障礙者及其法定代理人。研究發現，即使政府部門有相關撤離的準備，卻從一開始就把身心障礙者排除在外。
根據評估報告，烏克蘭的撤離法規雖然在形式上要求將「行動不便者」納入撤離計畫，但各地並不一定有適合身心障礙者的車輛，無障礙集合點、協助高需求者的人力可能根本不存在。一位地方 NGO 工作者說：「計畫是有的，但計畫只是一張紙 （existed on paper only）。」部會之間互相推諉，研究者詢問中央官員應由誰負責身心障礙者的撤離安排，多個部會的回答幾乎如出一轍：「那超出我們的職權範圍。」
調查數據顯示，45% 的受訪者表示撤離使用的交通工具「完全或部分無法使用到」。有人描述自己被人用手臂抬上火車，因為月臺沒有升降設備；93% 的受訪身心障礙者，是靠自己或在親屬、志工與民間組織協助下完成撤離，沒有任何一位受訪者表示曾獲得公部門協助登上交通工具。調查報告同時指出，身心障礙者及其代表根本未被納入撤離委員會的法定組成中，也未參與撤離計畫的制訂過程。
2022 年 3 月 8 日，羅馬尼亞伊薩克恰（Isaccea）與烏克蘭奧爾利夫卡（Orlivka）的邊境口岸，一名為了逃離俄羅斯入侵而搭乘渡輪前來的女子，坐在輪椅上被人推著抵達。圖／Reuters 。 收容機構裡的身心障礙者面對的是另一種困境。研究 發現，當占領區的機構需要轉移院民時，許多人是在沒有病歷、沒有輔具的情況下被倉促送上車，照顧關係與熟悉的日常全數遭到切斷。部分人被轉移到烏克蘭西部，進入已過度擁擠的機構，其中有些地方幾乎無法在床與床之間走動。依 2022 年的調查數字顯示，約 7700 名身處機構的成人身心障礙者留在俄軍控制的區域中，遭受糧食短缺、醫療封鎖，以及強制驅逐的威脅。
撤離成功也不代表危機結束。對需要輪椅、臥床照顧、日常協助或持續醫療的人而言，問題往往出現在抵達安全地區之後。例如，集體收容所沒有無障礙廁所、臨時住所無法回應照顧需求、工作人員缺乏與高需求者互動的訓練等。多數集體收容所也不完全無障礙，能容納高需求者的收容空間更嚴重不足。
撤離不是一條通往安全生活的直線，而是一連串針對支持系統的考驗 。能不能找到鄰近可使用的住宅、接上醫療復健、申請福利、維持家庭照顧，才是決定一個人是能回到社區，還是被推向生活環境不佳的機構。
當戰爭持續數年，大量流離失所者湧入烏克蘭西部城市，地方政府面臨快速安置／收容的壓力。對於需要高度支持的身心障礙者，最快的「解決方案」就是送進機構，機構有床位、有既定的行政流程與工作方式；相反的，建立個人化的社區支持方案則需要時間、人力、跨部門協調。在缺乏社區照護替代方案之下，政府又簡化了戰時入住機構的申請程序，機構的入住申請不減反增。
此外，對智能障礙者、心理社會障礙者（如思覺失調、精神疾病、焦慮症、情緒障礙、自閉症等）與高需求者而言，撤離、安置、是否進入機構、是否與家人分離，常常不是由本人真正參與決定，許多人在法律上皆被視為「無行為能力者」，其意願在任何決策中都容易被忽略。若監護制度與緊急安置程序仍以「替他安排」為主要邏輯，戰時保護就可能轉化為另一種剝奪。
2024 年 12 月，烏克蘭內閣通過《至 2034 年精神神經科及其他住宿式照顧機構改革與身心障礙成人、高齡者照顧去機構化策略》 ，是許多倡議者多年推動的成果。但研究 指出，策略涵蓋的機構類型仍有缺口，也未禁止新建機構型基礎設施，戰爭反覆被作為烏克蘭延後去機構化、迴避建立社區支持的理由。更甚者，2022 年以來新的機構持續在各地設立，不僅拖慢去機構化的腳步，許多機構也並不合法、不屬於官方統計內的「機構」，自然也不在改革對象之列。
《烏克蘭身心障礙者權利情勢分析》 指出，人道救援的常用邏輯，是先確保最多人的最基本需求，再處理特殊情況。這套邏輯有其現實考量，凡是需要先調整救援體系才能被納入的人，就會被推遲到「之後再說」。
來自文尼察（Vinnytsia）的 50 位學生組織了一場社會實驗，去測試當地的交通和建築，對身心障礙者來說是不是真的無障礙。圖／聯合國開發計畫署駐烏克蘭辦事處（UNDP Ukraine） 。 不同障別的身心障礙者面對的需求與困難也有所差異 。對視障者而言，問題是網站、表單與公告無法讀取；對聽障者而言，是警報與廣播缺乏手語或字幕；對智能障礙者而言，可能是資訊沒有易讀版本；對心理社會障礙者而言，混亂、排隊、噪音與不確定性本身就可能讓求助變得困難。當人道救援預設每個人都能上網、填表、有秩序地排隊、聽得懂廣播、主動表達需求時，許多身心障礙者就會在服務程序中消失。
統計數字 也反映出，烏克蘭 2024 年的人道需求與回應計畫估計，在 1460 萬名需要援助的人中，身心障礙者約占 14%；身心障礙者家庭面臨的複雜需求，是非障礙家庭的 3 倍。
很少系統機制能掌握特定地點有多少身心障礙者、他們在哪裡、他們需要什麼，因為烏克蘭的障礙認定系統依賴個人主動申請，申請過程在戰時也嚴重延誤。未完成認定的人，在統計上就像不存在的人，在資源分配上也不存在。與此同時，戰火本身持續製造新的障礙人口，光是 2023 年一年之間，烏克蘭就發出 14.5 萬件新障礙證明。
在政府體系撤退的地方，身心障礙者組織（Organisation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OPD）常常第一個出現。在基輔、哈爾科夫、敖德薩，OPD 為了接住無處求援的民眾，緊急架設求救熱線，甚至協助接聽政府專線。他們 也彙整名單、聯繫志工司機、協調輔具供應，有時透過地方郵局作為物資中繼站，因為那是在地社區仍然運作的少數節點之一。
烏克蘭社工在此時期也並沒有被動等待官方社福系統派案，而是主動找人
對於因流離失所而失去支持網絡的身心障礙者來說，社工的任務還包括重建連結，找願意合作的鄰居、確認家屬的照顧能力、串接仍在運作的社區資源。身心障礙者組織則在服務的同時，持續記錄被國家系統漏接的案例，將這些記錄轉化為倡議的依據。
然而，這套工作方式的脆弱之處 ，是它高度依賴個別社工與 OPD 工作者的人際網絡與臨場判斷。當社工本人也流離失所、無力再從事助人工作，或安置機構因安全顧慮而關閉時，這個網絡就會斷裂。
一位 OPD 工作者在訪談 中說，她同時是工作者、是流離失所者、是照顧者，她不知道自己還能撐多久。若國家與人道援助系統只是把身心障礙者組織當成臨時的補位者，而不是能提供穩定資源、設立正式的參與機制、實際納入參與決策中，那麼所謂的「在地化服務」就可能只是把風險外包給民間。
面對漫長的戰爭，烏克蘭身心障礙者真正需要的，不只是一次性的緊急救援，而是一套從可近性（是否方便使用）、撤離計畫、安置環境、醫療復健、福利申請、家庭照顧支持、社區服務、社工個案管理到身心障礙者組織都能實質參與，都被納入的服務體系。整個身心障礙服務體系真正的考驗，也不只在於戰爭危機結束後能否恢復原狀，而是能否看見原本的制度就已排除了許多人、如何在戰後重建韌性。
一個從烏克蘭東部搬遷過來的身心障礙者團體，正在烏克蘭西部（科馬爾尼夫）組織社區清潔活動。圖／聯合國開發計畫署駐烏克蘭辦事處（UNDP Ukraine） 。 國際組織與烏克蘭本地組織一同推動身心障礙主流化政策。圖／聯合國開發計畫署駐烏克蘭辦事處（UNDP Ukraine） 。 延伸閱讀： 【如果戰爭來臨１】戰火中的助人者：戰爭如何重塑烏克蘭社工實務 【如果戰爭來臨２】戰火中的社工教育：當教室變成收容所，助人者變成傷者 【如果戰爭來臨３】戰火中的脆弱群體：烏克蘭社工接住沉默的婦女、消失的孩子、留守的高齡者 遍地開花的自立生活革命：從日本到拉丁美洲、改變全球身心障礙者命運 左邊女孩／身心障礙，開什麼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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