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人的好心，我能表達不舒服嗎？」當身心障礙者也遭遇跟蹤騷擾、報案反被質疑

2022 年 6 月，《跟蹤騷擾防制法》正式上路，被視為補上臺灣性別暴力防治的重要里程碑。但實施至今 3 年多，制度仍存有漏洞，許多受害者未能獲得充分保障。對身心障礙女性而言，困境更為複雜，不僅容易成為跟騷目標、難以分辨對方的行為是協助還是騷擾，也常因障礙特質，面臨蒐證與報案困難。

「騷擾」與「協助」的模糊界限

「我從小就遇過很多騷擾。小時候，育幼院的司機在送我們上下學時，會趁著幫我上車的機會故意摸我的屁股，但老師不相信我說的。後來小五時，因為行動不便需要製作支架輔具，在量尺寸時，醫生當著大家的面把我褲子脫掉，還有意無意觸碰我的下體⋯⋯」

梅君（化名）年輕時主要靠拐杖行動，類似的騷擾不斷重演。走在路上，常有人纏著搭訕不肯離開；有次搭計程車坐在副駕，司機說要替她關門，卻刻意壓到她的胸部。她苦笑：「對方可能覺得我們行動不便，當下不容易拒絕離開，或者認為我們比較好下手，就會選擇靠近。」

有時，「騷擾」與「協助」的界線會很模糊。梅君回憶，有次她不小心從輪椅上跌倒，有人拉她起來時，本來只要從腋下就能扶起，卻整個抱住她的胸部，「人家可能是好心，那這樣算是騷擾嗎？我能表達不舒服嗎？還是說只要被解釋成『善意』，身心障礙者就應該全盤接受？」

過去的經驗，讓梅君長大後逐漸養成防備心，走在路上不再對人微笑，而會刻意板起臉孔，顯得自己不好接近。她也沒有報警過，一方面許多單次騷擾缺乏證人與證據，另一方面騷擾的界線也難以界定，擔心報了案反而被質疑。

視力狀況不佳的怡燕（化名）也有類似的經驗。怡燕有次大白天走在路上，剛好經過一條狹窄無人的巷子，聽見後方傳來機車聲，本想停下讓對方先過，不料卻突然被人襲胸，「反應過來時對方已經開走了，我根本看不清楚是男是女、也看不到車牌，因為沒有特徵可記，加上現場沒有人，只能想說算了。」

近 2 年開始經營個人按摩工作室後，因為平時都是獨立作業，她也頻繁遭遇不同形式的騷擾。

「如果是言語騷擾，我會當作沒聽見，但有些顧客會刻意觸碰身體，甚至有次直接把我的手放在他的生殖器上⋯⋯我只能告訴自己必須冷靜下來，不要怕，因為越慌張對方可能會越興奮，或是做出更過分的事。」

怡燕無奈表示，久而久之，她開始能察覺上門的顧客是否抱著按摩以外的意圖，就會特別提高警覺。而怡燕和梅君一樣，她也認為許多有意無意的騷擾行為難以界定，因此也不曾報警。儘管店門口有監視器，但按摩室內不會裝，一切仍只能靠自己多加留意。

「我們同樣擁有身體自主權」

去年（2024），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發布《消匿的身影—身心障礙女性跟蹤騷擾經驗調查專題報告》，訪談 18 名曾面臨跟騷的身心障礙女性、11 名警政人員及 5 名社政人員，深入探討障礙女性的處境、提出實務建議。

報告指出，根據內政部警政署統計，自跟騷法 2022 年 6 月上路後至 2023 年底，非障礙女性遭遇跟騷的人次為 5716 人，是非障礙男性的 6.5 倍；而障礙女性則是 209 人次，足足高達障礙男性的 10.4 倍，顯見「女性」與「身心障礙」身分交織時，遭遇跟騷的風險更高。

然而，實際情況中仍存在許多黑數，許多人和梅君、怡燕一樣，因為舉證困難、擔心不被相信等原因，選擇隱忍而不報警。報告中也有受訪者提到，她曾到警局詢問，卻被質疑：「妳又沒受到什麼傷害，有需要報警嗎？」

其中，偽裝成「善意」的騷擾，不只讓身心障礙女性難以判斷是否已經越界，也容易讓旁人覺得「沒那麼嚴重」。有肢體障礙女性分享，曾遇過有人一路主動與他搭話，甚至堅持替她提行李，但她其實不想接受對方的幫忙，當下卻很難直接拒絕。

台灣障礙女性平權連線（障女連）常務理事周倩如提到，曾有女性友人參加身心障礙者為主的營隊，因過程需要移位，友人詢問主辦單位是否有提供移位機等協助時，對方回答「現場有男性志工幫忙抱沒問題」，但這種做法忽略了對方可能不想被異性抱，以及移位過程中的受傷風險。最後，友人反而遭到其他家長責難，認為她要求太多。

「身心障礙者確實有時需要協助，但我們同樣擁有身體自主權，人們常常忘記每個人都有權利決定自己的身體應該怎麼被對待。」周倩如強調。

台灣障礙女性平權連線常務理事余秀芷，也曾遭遇長達 5 年以上的跟蹤騷擾。對方便長期透過網路關注，進而傳送騷擾訊息、在公開貼文散布謠言、撥打上百通騷擾電話，甚至現身活動會場與她合照，但當時很長一段時間，她都不曉得對方是誰。直到跟騷法通過後，騷擾才停息。

余秀芷指出，要改變生活動線和交通習慣對一般女性已經不容易，對身心障礙女性更是困難：「障礙女性的交通和環境選項本來就有限的，只能去有無障礙設施的地方，因此更容易被對方掌握我們的生活型態。」

另一方面，雖然跟騷法已通過數年，但余秀芷觀察現行規範仍有漏洞。依照規定，行為基本上必須跟「性」或「性別」有關，並符合「對特定人反覆或持續」等條件，才會適用跟騷法。但實務上，許多騷擾僅是單次事件，且即使有人不斷傳訊息，只要內容未涉及「想摸你」、「想包養你」等帶有性意圖的言詞，也可能不在跟騷法的適用範圍內。

報告中也提到，通常要等到警方先對加害人開立書面告誡，並在對方違反警告後，受害者才能進一步向法院申請保護令。但告誡階段沒有強制約束力，如果加害人持續騷擾，也必須再經過法院審理、等待開庭後才能核發保護令，所以這段空窗期仍可能讓受害者暴露於風險中。

「身心障礙女性很難即時逃離危險。我們會擔心對方收到書面告誡後，是否反而會被激怒？如果他突然出現在身邊想傷害我們，會不會已經來不及了？」余秀芷說。

防身輔具不足又不適用，國科會主責研發卻延宕

當障礙女性遭人跟騷、甚至危及人身安全時，合適的防身輔具能成為一道防線，引起旁人注意、阻止行為持續。然而，目前臺灣僅有公益彩券街賣者能透過臺灣彩券公司領取少數防身用品，如哨子、防狼噴霧或蜂鳴器。

但這些輔具未必符合不同障礙者的需求。視障者可能難以即時操作或瞄準，手部不便的人難以快速取出，或是有人會沒有力氣吹哨或壓下噴頭。若蜂鳴器只是一般警報聲，旁人也很難區辨發生什麼事。

有受訪的障礙女性建議，應開發更貼近需求的設計，像是能直接播放「快來幫我」、「不要碰我」等語音訊息，或更輕便、操作迅速的裝置。實際上，障女連曾在行政院性平會中，和廠商討論出一款具備警示聲與藍芽定位通報的輔具，可惜後來因廠商退出臺灣，後來便不了了之。

在2022 年《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國際審查的結論性意見中，國際委員就建議，政府應滿足受暴障礙女性的輔具需求。而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定，輔具研發是由國科會主責，國科會代表也曾表示技術上並無太大困難。

然而，身心障礙聯盟研發專員張哲誠指出，今年在《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的意見交流座談會上，國科會僅回應收到的申請案是「0 件」，代表完全沒有進度。他強調，國科會不應只是被動等待申請，更應主動規畫、委託研發，重視障礙女性的安全需求。

目前在國際上，也有多項防身輔具可供借鏡。韓國首爾市由政府主導，向高風險族群發放安全警報器與 SOS 緊急鈴，前者可發聲嚇阻，後者則可一鍵將定位同時傳給最多 5 名親友與警方。

在印度，則有新創團隊研發智慧型項鍊「SAFER」，只要輕按兩下即可發送位置給朋友；另一款「My Safetipin」App 則結合群眾資料，依據街道照明、人流、公共運輸等指標來評分，分析當地是否足夠安全，同時也能提醒女性避開危險路段。這些輔具若能結合無障礙設計，便能增加障礙女性等群體的安全保障。

障盟：應加強警方教育訓練、引入協助制度、重視交織身分

最後，針對身心障礙女性的報案權益，張哲誠指出，當警方受理相關案件時，常因業務繁重、對障礙特性陌生，或當事人難以清楚舉證與陳述、溝通不順，有時甚至會露出急躁的態度。曾有社工陪同心智障礙女性到警局做筆錄，發現警方若以質問的方式追問，反而容易讓當事人陷入驚慌，更難完整表達案情。

張哲誠表示，能夠理解基層警員的壓力，尤其每人一晚可能要負責 7、8 起案件，負擔其實很大，非障礙者報案或許半小時內可完成，但障礙者可能需要更多時間確認。他呼籲應加強教育訓練，讓警員理解不同障別在表達上的困難、培養合適的詢問技巧與信任關係、認識手語翻譯等服務資源如何連結，讓程序更加順暢。

他進一步建議，報案時也能找社工陪同，協助釐清障礙者的真意，避免誤解。此外，現行僅適用於性侵案件、協助受害者溝通的「司法詢問員」制度，也值得考慮引入跟騷案件，幫助障礙者的陳述能被正確理解與記錄。

不過，建構完善的支持環境不僅限於警政端。張哲誠觀察到，婦女團體社工雖然熟悉報案流程，卻未必了解障礙者的實際需求，像是如何安排視障者的協助資源，或書面溝通要怎麼調整等；反之，障團社工熟悉障礙特質，但在跟騷案件處理上不一定熟悉程序和眉角。他認為，透過教育訓練與跨領域協作，才能讓不同專業人員組成更完善的網絡，回應障礙女性在交織身分下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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