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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先生/我是身心障礙者,也是照顧媽媽的人:我能做的,是陪她走完這段路
「大人的角度不等於事情的全貌」,一場由身心障礙孩子主動發起的交流大會

大姐的生命徵象持續下降,我盡了全力仍沒有起色,到了急診,護理站喊:「這位病人有簽署不實施心肺復甦術同意書。」醫護人員面對家屬質問。紛擾吵雜的急診室中,我們知道大姐已經「回家了」,她給了我們一個溫柔的微笑。

我們帶著因歧視和排除累積的創傷走進諮商室,卻被溫柔暗示:「需要被修正的是你自己。」美國心理學會已有相關指引呼籲心理師不只是要對障礙友善,還要系統性認識不同身心障礙處境,諮商才有可能成為一起面對世界的過程。

「老師,為什麼男生女生的評量標準不一樣?」「老師,我們這學期可以不要只有考試嗎?有沒有好玩一點的活動?」這些在體育課裡真實發生的疑問,最後都去了哪裡?

公益團體為什麼需要自律?為誰自律?20 年過去,這個聯盟有什麼樣的發展和意義?為什麼許多企業都願意捐款給它?企業的期待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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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融」並不是「物理上的混合居住在一起」就會自然發生,而是需要許多團體發揮專業、有意識的經營發展,才可能重建社區連結。

近年長照殺人頻傳,許多輿論卻將這些苦難的解法簡化為「安樂死」或「斷食善終」。對需要支持的障礙者而言,在談告別前,先要能好好活著;善終只能由自己決定,否則不是慈悲,而是被處決。

監察院針對移工失聯問題,進行結構性的調查,採訪了多位失聯移工。我們摘錄精選內容,邀你一起傾聽移工的心聲,了解在臺灣家庭、各產業中已占據重要角色的他們,究竟為什麼要逃?

透過這份「助人工作者如何協助個案還債」圖文包,讓助人工作者都能輕鬆了解負債的嚴重性,再提供具體的還債工具小知識。

這次《障權法》修法不只是增列服務,而是要把個人助理明確寫成符合障礙者需求的權利。若法條模糊、預算不穩,障礙者仍只能被迫自費、依賴家人或回到機構,制度則持續以財政理由犧牲自立生活與人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