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身處地緣政治風險的第一線，隨著兩岸局勢升溫，國安議題備受重視。過去談到國安，社會多聚焦在軍備、經濟制裁等傳統脅迫，如今時代轉變，國防的範疇大幅擴展到網路假訊息、滲透收買等形式。
長期深耕貧窮議題的芒草心慈善協會 擔憂，當社會福利制度不夠完善，將削弱脆弱群體對國家的信任，久而久之可能擴大社會裂痕，對國安帶來負面影響。同時還觀察到無家者、身心障礙及移民工等群體，在民防與國安討論中經常缺席，也鮮少討論到他們的需求。
作為社福工作者有哪些發現？又能怎麼理解國際局勢動盪下的「防衛」？芒草心整理國際案例與文獻，上週日（7/5）舉辦工作坊，邀請社福、民防等領域的團體與專家交流第一線實務經驗，共同思考臺灣面臨的挑戰。
包容性防衛：每個人都能成為國家安全的一環 芒草心理事長曾文勤開場表示，近年國際的防衛論述中，為了應對傳統模式中女性、障礙者、移工等群體長期被忽視的問題，逐漸發展出「包容性防衛」（Inclusive Defence） 的概念，強調不該將國民視為同質的群體，而是要看到社會上的多元需求。
以往國家會將所有人民都視為防衛體系的一環，不論是軍事、資訊或心理等領域，都必須配合政府規畫，在特定情境下發揮功能，採取「由上而下」的指揮模式。包容性防衛則強調，每個人都能依照自己的能力，主動參與防衛的設計、決策與行動，不再只是被動等待政府指揮。
也就是說，當危機發生時，就算政府當下沒有餘力兼顧所有群體，立刻給予指示或資源，每個人都還是能清楚自己該做什麼，可以在各自的位置上即時發揮所長。
芒草心理事長曾文勤。攝／曾玉婷 如果忽略不同群體，會發生什麼事？曾文勤以伊拉克戰爭為例，早期聯軍士兵夜間進到民宅搜捕恐怖分子，但闖入有女性的空間，在當地文化裡是對女性極大的羞辱，也傷害了男性維護家庭榮譽的觀念。這些羞辱與憤怒，反而成為許多人加入恐怖組織的推力。後來聯軍意識到男性不宜跟女性接觸，安檢時因只有男性士兵，便跳過對女性的搜身。
到了戰後的重建階段，聯軍初期也幾乎只與男性部落長老協商，討論疆界劃分等問題，但重建涉及醫療、教育、法律等領域，很多參與其中的都是女性，卻無法進到決策桌，導致後期在公共衛生、教育與信任上的重建都相當緩慢。
聯軍因為缺乏多元視角，最後在伊拉克付出慘重代價。對此，曾文勤也拋出一道疑問：「社會上現在有些聲音，會認為作戰只需要可以上戰場的人，但真是如此嗎？」
戰時讓全民發揮所長，打造更有韌性的防衛 談到包容性防衛的典範，曾文勤以芬蘭為例指出，芬蘭承認「政府沒辦法做到所有事」，所以把促進安全的責任分散到政府、企業、NGO 與個人 4 種角色，且把「個人」視為最重要的行動者。她說：「芬蘭強調每個人都有權利獲得保障，同時也應該在個人能力範圍內，為自己和他人提供安全。」
其中，芬蘭提出「72 小時居家準備」的策略。歷史資料顯示，斷電 6 小時後，通訊基地臺的備用電池就會耗盡，72 小時是為了應對最初資訊跟資源斷絕的狀態。如果民眾平時都沒有準備，一旦危機發生，就只能等待救援，但政府沒有足夠的量能同時照顧所有人；若大眾具備基本自救能力，政府就有時間重新整合指揮、調度資源，集中投入最需要協助的地方。
芬蘭提出「72 小時居家準備」的策略。圖為來自芬蘭國家救援協會 （SPEK）的明娜・伊拉克康加斯（Minna Yläkangas）在赫爾辛基廣場介紹急難時必備的技能。圖／Tanja Heino ＠ 芬蘭廣播公司 Yle 芬蘭鼓勵民眾平時備妥飲水、照明、急救等基本物資，提升家庭在災害或危機發生初期的自救能力，讓政府能將資源優先投入最需要協助的人。圖為芬蘭防災用品商店「Kotivara Kauppa 72h」販售的居家緊急應變箱。圖／Kotivara Kauppa 72h 針對多元群體在防衛中扮演的角色，曾文勤整合芬蘭、日本等國的做法舉例。以障礙者來說，可以邀請他們擔任地方災害管理委員會的角色代表，以及協助設計無障礙資訊與避難路線。如果災害或戰爭現場能有手語、點字、易讀圖卡等資訊，不只障礙者受益，當現場因噪音無法口語溝通，或有人因受傷而成為障礙者時，也都能派上用場。
至於長者，因長期住在社區，對環境變動很敏感，例如哪戶人家一直沒有亮燈、哪些是新搬來的面孔，都可能比其他人更早察覺；移民則能同時連結社區、母語群體與工作場所，若能被納入防衛體系，也能在這 3 個圈子發揮影響力。
「包容性防衛不只為了保障人權，而是能讓防衛跟緊急應變能力更堅韌。」曾文勤說。
回到臺灣，曾文勤指出，國內仍習慣把弱勢群體預設為「受害者」，卻很少去盤點他們能發揮的能力，所以在防衛體系中依然經常被隱形，觀念仍有待改變。
她也提到，在芬蘭，NGO 與政府是對等夥伴，但在臺灣，NGO 通常是輔助角色，政府也習慣透過標案與 KPI 管理合作：「如果 NGO 被要求投入防衛工作，卻只是依照標案執行、不斷追逐績效，會不會讓社工更疲於奔命，甚至無法真正發揮作用？這些還需要大家一起思考。」
日本神奈川縣藤澤市「辻堂地區」舉行海嘯疏散模擬演練，3 人一組使用輪椅牽引設備，協助輪椅使用者避難。圖／TownNews（タウンニュース） 「防衛是整個社會的工作」，在民防系統中找到自己的角色 現場討論時，與會者進一步把焦點拉回臺灣，認為包容性防衛最大的挑戰不只是制度設計，而是怎麼建立社會共識，讓大眾認同多元群體需被納入國安討論。
台北市新活力自立生活協會 總幹事林君潔分享，許多障礙者高度仰賴藥物、照顧與無障礙環境，當國內制度無法滿足需求時，只能向外尋求資源才能生存。近年部分障礙者因難以取得藥物，不得不轉至中國治療，因門檻、藥物價格相對低且確實有效，也讓其他障礙者產生一種「在臺灣爭取不到，不如去中國」的想法。後來臺灣政府感受到壓力，才再放寬健保資格。
這讓林君潔擔心：「當一個國家制度不完善，但人必須活下來，卻又缺乏其他選擇時，判斷就會有優先順序。長久下來，這會不會對社會的信任帶來一些疑慮？」
許多障礙者仰賴藥物、照顧和無障礙環境，若制度不完善，災時可能面臨難以克服的困境。示意圖／高雄市脊髓損傷協會「友善營業場所」網頁 長期關注烏克蘭戰爭與資訊操作等議題的獨立記者劉致昕則指出，現今戰爭早已不只有飛機和大砲，而是透過網路、金錢與資訊操控滲透日常生活，像是俄羅斯近年透過 Telegram 招募各種「打工」，從偷拍軍事設施、查找個資、放炸彈跟殺人等。許多參與者甚至不知道背後的委託人是俄方，只是因為缺錢而接下工作。
他認為，當戰爭成為混合戰，防衛必須是整個社會的工作：「每一個人都是洞，每一個人也都是牆。 我們在任何時刻都可能變得脆弱，而脆弱時就可能成為被敵方利用的對象。」同時，以更全面的視角看待社會群體時，也能讓每個人在防衛體系中找到自己的角色。
不過，劉致昕也提醒，芬蘭的制度並非一夕形成，而是從 19 世紀民間自發成立志工消防隊，到蘇聯與芬蘭在二次世界大戰初期爆發冬季戰爭後，大量民防組織興起，再經過百年累積，才逐漸建立全民參與的文化。比起複製芬蘭政策，臺灣更需要思考「開始發展防衛模式是為了什麼」 ，這也是社會至今較缺乏共識的地方。
也有與會者認為，社福領域與民防之間仍缺乏對話。台北市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 理事廖貽得，既身為社工，也有參加民間發起的地方自訓團，他觀察目前民防圈多把社工定位在避難收容、心理支持等輔助角色，較少思考社福怎麼參與整體防衛。
人生百味 共同創辦人巫彥德則認為，若無法說明社福如何增進國家安全、為何值得支持，弱勢群體就很難真正被納入防衛體系：「如果能建立一種基礎的安全感，讓社會相信，不論什麼處境的人都不會被放棄，或許可以凝聚更多人一起投入。」
重大社會事件成為認知作戰縫隙，國家與社福團體如何修補信任？ 下午，工作坊討論認知作戰帶來的影響，以及社福工作者的第一線觀察。曾文勤指出，健康的社會本來就會有質疑與辯論，但認知作戰會利用重複的訊息與敘事擴大社會矛盾，讓人難以分辨真偽，逐步削弱對彼此和國家的信任。
曾文勤認為，社工與 NGOs 是弱勢群體接觸資訊、理解制度的重要橋梁，可以協助他們建立對社會的信任、提高認知作戰免疫力。但某些時候，也正因處境脆弱、長期缺乏制度支持，更容易成為資訊操弄的對象。
她舉例，去年（2025 年）美國洛杉磯大火期間，拉美群體受到嚴重衝擊。他們平時較少透過官方發布避難資訊的 X 或防災 App 接收訊息，加上缺乏多語言資訊，且部分無證移工擔心身分遭查驗被解僱，本來就對政府失去信任。此時，抖音、WhatsApp 等常用管道上又開始流傳「政府騙人撤離，是為了讓財團徵收土地」等假消息，最終導致許多人延誤撤離而傷亡。
2025 年洛杉磯野火期間，加州的醫療救援非營利組織 Direct Relief 與地方搜救隊合作，將醫療物資送往受災社區。圖／Mason Poole @ Direct Relief 芒草心政策研究倡議專員王今暐，則以臺灣近年發生的亞亞風波 、剴剴案 及臺北車站性侵案 為例，說明社福議題也可能成為資訊操作介入的縫隙、藉由重大社會事件滲透影響輿論、激化對立與矛盾。這些事件都是真實的社會問題，但當政府回應不夠清楚、制度缺口遲未補上，討論就容易被情緒帶動，進而轉向對特定群體或制度的不信任。
「當認知作戰已開始針對真實存在的社會裂痕與制度缺口時，國家若還以部門本位主義消極應對，或只是以懲罰手段嚇阻，都可能持續暴露體制的弱點、衍生更多的認知戰材料。因此我們更需要『包容性防衛』來平衡以促進團結。」王今暐說。
討論中也進一步提及，當社福工作者在服務過程中疑似發現風險時，該怎麼因應？部分參與者提到，曾觀察到服務對象收錢替（多名幹部已獲罪 的）中華統一促進黨舉旗，或長照據點受邀赴中國交流等情況，但目前社工缺乏明確的通報管道，也不清楚該由哪個單位處理，認為政府與社福團體之間也許可以有更多協作機制。
黑熊民防教育協會 理事長劉文則提到，在建立官民合作機制的同時，也必須思考：「社福團體到底要和國家保持什麼樣的關係？」她以亞亞風波為例，該事件高度政治化，且牽涉國安、人權、言論自由等議題，不同公民團體的態度未必立場一致。且政府有自己的國安考量，社福團體也可能想保有獨立判斷與更有對話彈性的空間，「但當威脅逼近，我們也要討論怎麼建立共識。」
最後，公共參與議題主持人呂家華統整現場回饋指出，未來民間或許可以自發成為一個通報網絡或中心，「但重點應該要放在辨識行為本身，而不是去界定、標籤特定群體」，同時也要釐清做出風險行為背後的動機，才有機會找出更有效的對話與因應方式。
黑熊民防教育協會理事長劉文。圖／黑熊學院 公共參與議題主持人呂家華。攝／曾玉婷 延伸閱讀： 【如果戰爭來臨１】戰火中的助人者：戰爭如何重塑烏克蘭社工實務 【如果戰爭來臨４】戰火中的身心障礙者：障礙組織與社工，如何接住那些統計上不存在的人？ 【花蓮災後４】救災時的文化差異、災後復原的集體學習，一起建立社區韌性 賴宗育／被遺忘的颱風假需求：居服員放假重障者怎麼「自立生活」？如何訂定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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