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臺灣邁入超高齡社會，長照需求逐年攀升，衛福部推估今年（2026）需求人數將突破 95 萬人，比 2022 年增加約 12.4 萬人，而照顧人力缺口也成為外界擔憂的關鍵議題。
其中，家庭看護移工是臺灣長照體系的重要支柱，長期補上本土照顧人力的不足，承接了許多高齡、失能與身心障礙者的照顧重擔。截至 4 月底，全臺家庭看護移工也已突破 21 萬人。
但這些長期入家、撐起照顧現場的移工，至今仍未被納入《勞動基準法》保障，讓許多人長期面臨低薪、長工時、無休假等困境。15 日，台灣人權促進會、東吳大學人權學程／社會學系，及婦女新知基金會、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合辦長照政策論壇，邀集推動長照與移工權益的民間團體，與勞動部、衛福部等官員，共同討論家事移工的勞動保障與長照政策方向。
家庭看護移工處境仍艱困、勞雇契約不代表真正平等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身兼臺灣障礙研究學會理事長與台權會執委的周怡君提到，臺灣自 1992 年起開放家庭看護移工，至今已逾 30 年，在勞動保障上雖有少許改善，包括將月薪提高到 2 萬元、納入職災保險、取消以往每 3 年必須出國一次才能再申請來臺的規定等，但仍存在許多問題，像是無法自由轉換雇主等。
其中，儘管法律已規定，雇主不得因移工懷孕而解雇或遣返，但許多移工與雇主不清楚這些制度，包括可申請「暫緩轉換雇主」，即使短期內找不到新雇主也不必立刻離臺，以及移工理論上可以在臺撫養子女。但因為資訊不足，許多懷孕移工仍被迫返國，或是在臺生育後，先將孩子帶回母國再返臺工作，造成母子分離。
即使移工順利帶著子女繼續留臺工作，也常面臨居住空間不足、缺乏托育補助、工時無彈性等挑戰，不少人只能將孩子交給地下保母照顧，卻也會衍生兒童安全風險。目前，許多懷孕移工仍仰賴臺灣的移工人權團體協助。
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協助懷孕後被迫解雇的移工，圖為紀錄短片《飛機飛過的時候》劇照，呈現移工在安置中心待產育兒的日常。圖／取自移工在台灣 FB 貼文
而由於家庭看護移工未被納入完整勞動保障體系，不僅沒有勞退與退休金制度，在失業、失能及老年生活上也沒有保障。加上臺灣至今沒有專門規範家事勞動的法律，導致這些移工在法律定位上模糊，也因為不適用勞基法，缺乏法定工時、加班限制與強制每週例假保障，實務上休假與休息時間通常都是讓移工與雇主自行協調。
「大家會認為，勞雇雙方簽了契約，契約應該是平等互惠的，好像這樣就公平了，但這是非常錯誤的想法。」周怡君強調很多時候並非如此，雙方在社會與經濟條件上的不平等，仍容易讓移工長期處於全天候待命的狀態。
臺灣的家庭看護移工多住在雇主家中，可能與被照顧者同住一房、甚至睡在同張床上（勞動部僅要求居住空間要整潔安全，未規定應提供獨立房間），這些狀況並非少數。有些雇主還會加裝攝影機，影響移工隱私。
周怡君表示，就算不是每一分鐘都在照顧，移工仍要隨時回應如廁、清潔、移位、防止跌倒、定期翻身避免長褥瘡等需求，以及各種突發狀況。「人的生活是一連串長期而密集的過程，無法讓移工真正休息，也很難把工作場域跟生活完全切開，所以需要更多保障與支持。」周怡君說。
桃園市家庭看護工職業工會祕書長黃姿華也強調，許多移工跟雇主之間的衝突都跟工時和休假有關，呼籲勞動部建立更有強制力的規範：「要讓大家習慣，不然很多雇主會覺得讓移工放假很吃虧，還會說為何其他移工可以你不行？好像在挑青菜一樣，但我們請的是真實的人。」
而且，這些移工以女性為主，也更容易面臨人身安全風險。監察院就曾指出，在臺的女性看護移工遭性侵、性騷擾事件頻傳，其中多數被害人都是家庭看護移工。許多人在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下，即便遭受性暴力也只能選擇隱忍或逃離。
國家人權委員會副主委紀惠容也觀察到，當家庭看護移工遭性侵時，雖然適用《性別平等工作法》，但實際撥打 1955 勞工諮詢申訴專線後，地方政府也常僅以勞資糾紛來處理，沒有真正進入性侵害調查程序，也讓受害移工的權益更難獲得保障。
勵馨基金會的移住者服務中心，陪伴遇到困難的女性移工法律和心理支持。圖／取自勵馨基金會網站
重度障礙者也需要長照，公共服務限制多、轉而尋找地下化
2019 年，勞動部開放聘僱家庭看護移工的雇主，當移工休假返國、出現照顧空窗期時，也能夠使用喘息服務、臨時短期照顧等長照或身心障礙相關資源。
不過，周怡君分享近期研究指出，當重度肢體障礙者聘雇的移工休假時，後續申請公共服務的經驗不佳，許多人都覺得服務不好用。周怡君等人訪問數名有類似經驗的重障者，在論壇中揭露他們的困難，包括：
- 「長照機構說，3 個月內都沒用服務就會結案，但我去 A 公司申請服務派不出人，到了 B 機構要重新評估，且移工都要飛回母國了，他們也沒人力，我爸必須上班到一半回來照顧我，後來只能找非法移工（無證移工），因為聘僱新移工程序要 1 個月，根本來不及。」
- 「就算很早就申請喘息服務，但他們說要前一天才能知道能不能派人，比復康巴士更不穩定。」
- 「我去申請身心障礙個人助理，但一直到移工回國前一天他們還在找人。」
- 「長照喘息說可以幫我備餐煮飯，但若想叫外送，只是請居服員到社區門口拿，他們都說不可以（因為不在服務項目中）。」
- 「長照他們說晚上 8 點就比較沒人（派不出人），所以 8 點前所有服務都必須完成，變成我 8 點就要吃完飯、洗完澡，被送上床睡覺。」
- 「居服員覺得風險可以控制，所以願意陪我去 7-11，但如果要到兩條街以外買便當就不行，他怕被督導巡邏發現，只能幫我把衣服穿好、安全帶綁好，讓我自己出去買，要我這段路一定不能出事，因為依法他應該要在家裡服務我。」
- 「長照的人比較有禮貌，講中文，溝通起來很方便，但我們不熟，他們會用照顧別人的經驗來照顧我，比較不知道我的狀況，需要花很多時間溝通。」
周怡君說，由於公共照顧服務的人力和服務方式，都難以滿足障礙者需求，最後仍得仰賴家人照顧、聘僱新移工，甚至為了更快補上缺口而尋找無證移工，或只能拜託移工盡量不要休假。
2024 年民間團體在立法院前抗議勞動部實施「多元陪伴照顧服務試辦計畫」缺乏溝通。圖中為臺灣障礙者權益促進會副祕書長劉于濟，針對身心障礙者受到的影響提出訴求。攝／曾玉婷
另一方面，台灣障礙女性平權連線創辦人暨理事長周倩如，也是重度肌肉萎縮症患者，日常生活幾乎需要 24 小時協助。她曾研究各種制度，但光是理解規則就已耗費大量心力，從長照、自立生活支持到職務再設計，各項制度分開運作，有不同申請流程、使用限制與管理者，還得得不斷向人證明自己為何需要被支持，而後續的排班、算錢、教育訓練與磨合，也都非常耗時。
為了銜接不同服務，她必須把生活切割成以半小時為單位的班表，計算哪段時間要申請長照居服或個人助理。若較穩定的服務時段臨時遇到工作、演講等外出需求，又擔心請假次數多，之後同一時段可能找不到照服員。周倩如說：「作為照顧需求者跟勞動者，有時兩者是衝突的。」
她也提到，當臥床的家人需要更換傷口敷料時，障礙者自己無法處理，但居服員也因涉及醫療行為而不能協助，如果要到醫院處理又會增加大量時間與交通成本。
此外，障礙者也可能會結婚生育、成為父母，但周倩如質疑：「現在的長照制度只看見我們的失能，像是居服員只能服務被照顧者一人，但小孩餓了就得自己想辦法。可是當障礙者連家門都出不去、連外送都拿不了時，要怎麼實踐自己的社會角色？」
綜合來看，現有的公共照顧服務對許多家庭仍不好用。周怡君認為，當國家公共照顧服務不足，家庭便只能持續依賴看護移工填補照顧缺口，而這些移工的勞動權益也不該被視為雇主與移工之間的私人問題，否則移工還是會長期處於被剝削的處境。
周怡君強調，除了將看護移工納入勞基法，或制定專門的家事服務法，也要建立更適切的公共照顧服務與責任分擔機制，才能改善目前的照顧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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