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評剴案社工：專業不足應行政懲處、系統問題應系統解決，而非刑事判決

編按：臺灣社工／社福等多校系所於 4 月 2 日臺灣社工日正式發佈聯合聲明，提出 3 點駁斥與訴求，使得沸騰 2 年的剴剴案社工審判迎來學界的聲音。《多多益善》在這樣的氛圍上，於 4 月 7 日進一步推出臺大社工系名譽教授、社安網推手鄭麗珍老師的專訪，針對社工的訓練、職責、工作取向與諸多爭議，提出一名學者的看法。

本篇為節目逐字稿，收聽節目可見文末。文中節目主持人「Sara」為本站總編輯葉靜倫。

鄭麗珍：是。大部分收出養社工可能比較偏向所謂的居家托育訓練，居家托育這樣的訓練大部分都是幼教的學識知識，學的是照顧品質好不好、兒少發展好不好，比較不會擔心有兒虐。但兒虐的確是風險考量之一，只是居托的訓練多半在看照顧環境安不安全、會不會有一些意外發生，比較不會去注意到保母的人格特質、保母跟小孩之間的互動會不會產生不好的對待。

這個（剴剴）事件之後，我有參與衛福部的一個檢討會議，就有提到要加強居託人員的辨識、兒童安全的風險訓練，這是到現在才開始注意。在這之前，也就是這個事件發生的當時，我認為社工的工作取向比較傾向於（從）居家托育去關切到底小孩照顧的怎麼樣。

而創傷知情是一種看事情的取向，兒盟（當年）從國外取經回來後，在國內推動。譬如說有一些我們服務的對象，他們很抗拒、對人不信任，以前的解釋就是認為這是（因為）他的個性；但創傷知情提供了我們另一個觀點：會不會他過去跟人互動的經驗不好？這就會概論到，（他會認為）這些人一定是來找我麻煩的。因為這種創傷經驗，引發他和人互動不好。

另外，（關於）創傷知情也有研究顯示，（如果）他在幼年的時候經過一些創傷事件，像兒虐、生病，或者父母離異，會影響個人腦部的發展。這是有認知心理學驗證的，幼年時期不良的經驗會引發腦部的一些內分泌改變，以至於他跟別人互動的態度跟行為會不一樣。

鄭麗珍：事實上我自己從事這個工作多年，我都是跟第一線社工強調，你從事兒少工作，安全是第一，然後是健康和情緒發展。所有從事兒少工作的人都應該要有敏感度，因為兒少就是沒有辦法保護自己。

尤其你看兒少保調查，很多施暴者其實都是父母，我們現在講的保母更是隔了一層關係，所以一直以來我們在兒少保訓練裡，都會強調這個。我個人一直堅持的就是，「所有從事兒少的工作都叫兒少保」，這是屬於所謂的「大兒保」概念。但是衛福部在組建資源的時候，就只聚焦在比較前線的人，就是比較危急的、可能有照顧風險、有人身安全風險的人，給他們賦予較多這方面的訓練。但就我來看，只要你跟兒少工作（有關），照理講你都要用兒少保的角度去看事情。

鄭麗珍：其實根據兒少權法的規定，我們只要從事第一線兒少工作的人，都是所謂的義務通報人。大家都知道這個義務是要通報，但是不是每一件都要通報？只要小朋友一點受傷就要通報？這件事其實在我們社工領域是有掙扎過討論過的。如果你每一件事都通報，是不是就會增加兒少保調查社工的工作量？我們的工作人員就那麼多，如果你全部通報……

像曾經有一家醫院的社工室，他們做了一個決定，只要小兒科任何醫生通報說（小孩是）因為受傷前來治療的，他們就一律通報，結果那個縣市的調查社工差一點就忙壞了。

鄭麗珍：是，我們必須在 24 小時內見到小孩，在 72 小時內完成調查報告。且你可能還會面臨有些家長不見得開門讓你進去，所以滿多社工會跑到學校去看小孩，為了符合這個規定。所以這也是義務通報，是我們一個吊詭的規定。

例如我剛剛講那個醫院，他們的決定好像也沒有錯，只要小孩有受傷就應該通報。但後來調查社工發現，其中可能有一半都只是意外，例如小朋友走一走腳步不協調摔了跤，或他們家出去吃飯，可能被熱湯燙到，一些生活上甚至一些小意外。但因為這個義務通報，導致這個醫院的社工室決定採取符合法規規定（的做法），每一件都通報。這對我們來講是一個很大的負荷。

衛福部保護司曾經也有討論，要不要去強調所謂的「精準通報」（確認是兒虐才通報），但我問你，你要怎麼精準通報？除非這些醫院裡的社工都去受兒虐傷害的訓練。這樣確實會降低我們第一線調查人員的負荷量，但這種事情就是不會發生。不只通報的人工作量會大增，而且變成我（通報者）要負起這個責任，我得去判斷他是不是會成案，我才通報，但我一個醫療社工我幹嘛去做這件事？

其實最好的判定（人）是調查社工，第一線的社工就是做過濾、篩檢，如果覺得真的對小孩滿傷害、危險性很高的事，就要通報。

在我們兒少保界，曾經也有老師提出一個名詞叫做「卸責式通報」。如果以我剛剛講的醫院社工為例，他們這樣做就是一種卸責，因為他就不會被兒少權法所處罰，他只要有通報出去就好，這就是我剛講的，會造成過度通報。事實上我們也有發現學校有這種情況，例如學校老師因為看到小朋友身上有傷，也是一律通報，那會形成所謂的過度通報。

不過我個人覺得這是人力的問題，否則過度通報其實也是為了保護小孩安全，反過來想也有可能因為這樣而救了小孩，看到跡象就通報、不要錯漏。以前我常開玩笑說，套用曹操的話，寧可錯殺一萬，不要錯過一個。但這在我們社工界也有掙扎，因為大家都在做保護工作，為什麼讓一群調查社工去承受，並且會浪費他們的時間。

鄭麗珍：對，這又是一個爭點。我可以理解，因為社安網設一個主責的目的，是在於每一個家庭可能有多重的問題，需要有人來把所有的網絡集結在一起，一起討論，然後分工處理。所以主責在社安網裡，很多時候是看他（個案）從哪一個管道進來。大部分都是公部門的管道，譬如社福中心或家防中心，因為他們是公部門，他們可以號令網絡、號令資源，如果沒有資源，他們甚至可以去購買。

我們（社工）有一個工作方法叫「個案管理」，個案管理等於是資源管理，管理案主所需要的資源，通常這個個案管理員就是所謂的主責，根據衛福部的定義也是這個主責。

但比較奇特的是，為什麼有時候大家被追問時很難回答？因為（在剴剴案中），收出養其實已經到了個案服務的尾端了。一旦這個小孩出養以後，我們就沒有需要再做（個案服務）了，因為他已經到了一個可以照顧他的家庭，等於他人生轉了彎，換成另外一個家庭的生命經驗，結果我們還在問誰是主責，這件事對我來講就是有點困難。

有人在問（是不是）那個樹鶯社福中心的社工？其實在剴剴去做出養等待的時候，就樹鶯社福中心的社工來講，他的工作已經差不多告一個段落了，你還要再叫他繼續主責，是有一點困難，因為他現在只剩下一個服務，他也沒有要再連結、不用再管理個案的資源，因為他現在等於只有一個目標，就是出養（孩子）。孩子為什麼放在保母這裡，是因為他在等待、因為出養需要一點安排的時間。

而這個收出養的社工其實只是在幫他找收出養家庭，幫他媒合。收出養家庭就兒盟的業務（分工來看），會有另外一組人去做篩選，最終可能篩選出，譬如 5 戶可以作為替代性照顧的家庭，收出養社工再把小朋友推薦給這個家庭。如果這家庭同意，他們（的業務）就完成了。

所以你說，主責好像看起來是收出養這個工作者，他是主責，但她其實不是一個很密切性、密集去（訪視的人），好像又不是主責，因為她其實是在等待，她的工作就是每個月一訪，就這樣子。你可以說她是主責，但那個主責的意涵不是社安網裡面的主責意涵。

事實上在這個時候，（社安網）其實已經沒有人是主責。按理說樹鶯社福中心的社工還在掛主責，但個案已經由收出養社工接手，所以社福中心的社工那邊可能已經把它結束了。

鄭麗珍：這個指責似乎是真實的，因為最後在這個服務裡的確只剩下這個社工，所以他確實應該要負責（確認）這個小孩在保母的照顧下是 OK 的。但我也有聽到這個社工講出她工作的取向，因為保母等於是另一個專業，今天等待出養時，保母其實是她所謂的「工作夥伴」。

你滿難把她視為一個可能惡意的施虐者，你不太會用這樣的角度去跟你的合作夥伴工作，所以她對保母的敏感度就不會很高。另外，這個保母對於社工提出來的一些質疑，也都能夠提出非常合理的說法，所以確實，看起來她是應該要保護孩子，但她也不會不斷懷疑照顧他的人有虐待的可能性。

鄭麗珍：應該也是啊！因為最重要的工作其實還沒有完成嘛！最終是要孩子到收養家庭以後才算結束，所以每一個人都是在護衛這個小孩，讓他能夠安安全全的到下一個階段。

其實我有點難過，兒盟在收出養業務已經工作非常多年，非常成功的連結了很多小朋友，而且他們建立了非常多的標準跟工作方式，最重要的是，很多小孩因為他們其實已經做了命運的改變，到了另一個家庭去。大家都沒有去看他們做了這麼多保護兒童、讓他們能安全成長的成果，我們因為一個小孩被 lost 掉，就一直在質疑各種做法，好像兒盟過去做的都不算什麼。

甚至這個社工，她其實也是從事收出養業務很多年，一直都很小心、兢兢業業在做這工作。可是因為這個保母的確有點邪惡，靠著合作關係，給了社工一些說法，社工也的確接受了，因為她沒有必要去懷疑合作夥伴。

鄭麗珍：是不可少，所以我只能說，這個社工的確有可能當時在第一線的時候，疏忽了一些徵兆和跡像，她沒有去掌握。這一點其實作為一個社工，是不符合倫理的，因為我們有照顧的義務。但既然她只是不符合倫理行為，為什麼要用刑法來處理？我的論點是這個。

其實我們社工專業也有我們的倫理守則，她在照顧義務上因為某些原因疏忽了，我們自己也有懲戒辦法，為什麼要用到刑法？而且還要上綱到過失殺人（編按：應為過失致死）。就這個社工來講，她從事這個工作多年，絕對不會想要疏忽掉照顧小孩這件事，不可能有所謂殺人的意念。

鄭麗珍：對，這個問題問得也滿好的，社安網到底有沒有邊界？其實上次發生張文的事件（北捷無差別攻擊事件），就有媒體來問我，社安網是不是破了，因為他（張文）是一個孤狼，甚至跟他家人也沒有接觸。我其實有點嚇一跳，因為他連敲門都沒敲門。當民眾有需要幫助，理論上會來敲（社安網的）門，然後才進到網裡。

我們所謂的網就是，我依照他的狀態去網住所有可以協助他的資源網絡，這個時候這些人（網絡單位）就叫社安網。早期我們在推社安網的時候，因為過去網絡之間其實沒怎麼合作的意念跟想法，大部分都是山頭主義，就是我只把我自己的網絡（弄好）。

比如說社工跟警察。早期我們在做兒少保，我們會希望警察陪同我們去訪視，他們就不太願意，覺得「這是家庭糾紛、你們社工去處理，我是處理犯罪的」。我們花了很多年才告訴他們，兒虐家暴是犯罪行為，它是傷害罪，警察也花很長時間，包括警校也要去做一些訓練，警察才會改變。

所以要把這些網絡拉進來，早期我們在推的時候，大家都叫社安網是「社政的社安網」，因為當時只有社政的網絡，大家都是社工，溝通比較容易。但當我們發現，譬如說我們要開始做精神疾病患者，因為你不可能把他關在醫院一輩子嘛，所以他從醫院治療好了就要回到社區。而當他回到社區的時候，精神病只要不服藥跟生活不穩定，很快就會發病，又要進醫院，那你與其讓他一直跑醫院，不如就把服務做在社區裡，讓他能夠穩定的在社區中生活。

萬一我這個家庭裡面就是有一個是精神疾患，然後又有可能是施暴者，所以有家暴議題，然後家裡又因為經濟困難，所以有福利議題、貧窮議題，３個問題攪在一起，我要不要找相關的人 一起來討論？譬如我們開會的時候，有時候精神科醫師會來，然後警政那裡的家防官也會來。

家防官就是警方專門針對家暴事件成立的行政官，他會去動員他們警察體系來跟我們一起工作。所以像這樣多年下來，家防官常常是我們網絡裡面會來開會的人，他會跟你講這個個案曾經跟警察系統發生哪些事。

所以你說社安網的邊界，我們當然希望全民一起來保護兒少、成為社安網的一員，但很多民眾你沒有辦法賦予他這種義務，所以多半都還是機關的這些單位。那很多業務我們又委託給民間，所以民間很多單位也成為我們社安網的一員。

鄭麗珍：但我剛有稍微提到，你要說她過失，是因為她沒有很密切的 24 小時都在照顧小孩，她如果沒有保證人地位，你要怎麼去說她有過失？我要講的是，我們對外宣稱我們是專業的，所以我們有一定的倫理要求，我們在師公會有成立倫理委員會，只要社工有不倫理的行為，譬如社工跑到外面去講個案的資料、破壞了保密原則，那我們就用倫理委員會去調查，然後送交懲戒委員會，說他違反、你們要處理。

這種流程是在的，如果我們不是用刑法觀點看，你只能說他是因為疏忽照顧，屬於違反倫理的行為，所以為什麼不能用懲戒來處理？懲戒也夠啦！譬如說你處罰他不能執業，或你把他證照或證書吊銷，他可能都沒有辦法再做社工。我覺得上綱到刑法好像是認為，它是一個行為偏差的、違反法律的犯罪行為，但其實她並不是真的去犯罪，她只是「做得不夠」，在倫理上不夠達到我們專業所要求的標準行為。

鄭麗珍：我覺得影響非常大。第一是，我們有滿多社工在做陳社工的工作，譬如說兒少保，他們都要關切小孩的安全；社區的社工在關切小孩子家庭生活的品質，還有就是兒童福利，譬如說替代性照顧等。的確以往有因為家庭的關係，有一些小孩在我們服務過程中死掉，像這種案子是有發生過，每一次也都被衛福部拿來調查，大部分看起來都跟系統出問題有關，很難去責怪個人。

但如果這個案子通過（被判有罪），就表示陳社工一個月訪視一次這種不是很密切性的照顧者，卻用所謂保證人角度去思考，我猜我們會有一批離職潮。因為很多做一線的都是兒少工作。

鄭麗珍：對，上次上銬之後其實就已經開始。再來是，（大家會想）社工專業是不是一個討喜的工作？像我們學生的家長可能就會鼓勵學生不要來念社工系，甚至鼓勵學生畢業以後不要去做社工。其實我們社安網現在缺工也缺得很兇，我們有一個理想值是 85%（每需求 100 人有 85 人執業），這兩年幾乎都沒有辦法達到 85%。但個案量就是在那裡，你即使（員額）沒有滿，負荷量也都滿高的。我們已經連續２年未達 85%，現在似乎只有 82%。

這個事件如果法官傾向於接受檢察官觀點，我猜很多從事兒少工作的人就不敢從事了，因為小孩在他手上，他去只是做一個家訪，結果到後來還要為這個小孩的死亡付出刑事責任，這件事衝擊會很大。

鄭麗珍：這應該是一個實務上的判斷。社安網不會去訂下這個規定，但是社工在第一線可以做實務判斷。你可以說她判斷錯誤，但你還是不能說她因為這樣就算過失殺人（編按：應為過失致死），就要上升到犯罪行為，我覺得很不合理，這對整個社工職場跟社工專業影響會很大。

我也呼籲司法單位注意這件事，因為現在滿多工作是需要社工來做的，一旦像我們缺工這麼厲害，未來若判有罪，我們會離職更多社工。我們需求更多的社工，但更少的社工願意走進來。

我自己也有機會去跟《醫療法》 做一些瞭解，早期醫療糾紛發生的時候，民眾因為家人可能在醫療上受到傷害，要求醫師負起責任甚至賠償。這些事在多年之後，為什麼政府傾向於不要罰醫生？因為你如果對每一個醫生做的動作都認為是疏失、給予民眾勝訴，未來很多醫生就會稍微保留，很多疾病他就不敢治療，只要有可能造成任何死亡風險的，他都絕對不會去做，這就會形成所謂的道德風險。因為這樣的考量，有滿多醫療糾紛傾向不讓醫師受處罰，而是另外成立基金會來償付賠償金，讓民眾至少因為醫療疏失造成的傷害得到一些補償。

我覺得這對我們社工來講應該很類似。我們也是在第一線工作，一旦你這個過失殺人成立（編按：應為過失致死），是不是我們社工也會有所謂的道德風險？以後我們對小孩，只要一看到傷就立刻通報，因為萬一這小孩發生事情，我就要去負這個保證人義務。這樣的話是不是很多社工，第一個他也不想去做這工作，或者就選擇做比如老人、身障或成人保護工作，不要再做兒少了。兒少工作現在很缺人，因為它的工作特別繁複，風險也特別高。

有時候小孩就是掉了，有時候小孩掉其實是家長的問題，或像這一次其實是保母的問題，我們卻連同社工也埋進去，我覺得這個連帶責任有點可怕。

鄭麗珍：所以譬如說，曾經有一次，已經很多年了，那時候我在當社工專協理事長，發現一個社工背 200 個案，然後我們就是有小孩死掉了，因為他甚至於連訪視的密度都沒有辦法（維持）。剛剛妳還提到，檢察官說社工應該要判斷是否多去訪視，但當社工手上有 200 案，你叫他怎麼再去增加訪視？那一次之後，我們社工專協就開始推動要增加社工人力，一路以來讓政府花了一些經費去佈建社工，直到社安網算是佈建最完整的一次。

到了現在，有這麼多社工加進來，服務家庭的方式品質都比較好了，也滿多家庭常常在遇到困難的時候，會發現原來政府事實上有滿多體系可以幫他，很多無望的家庭得到了幫助，這些都是社安網設置後，一些很好的成果。結果我們卻因為這個事件，導致於我們很多社工卻步，不敢加入這個工作，對這個專業是很損傷的。

鄭麗珍：當然會有影響。譬如說社工專業整個形象可能因為這件事垮掉，我們要花多少時間去讓人家知道？社工其實最早源自於美國，我們臺灣因為有跟美國交流、引進社工，它會形成一個專業，純粹是因為社會上有一些不公平、不完備，以及受苦的人。它跟很多專業不一樣，它背後有一個很大的使命，就是要去幫助相對弱勢的人，這是很多專業都沒有的，醫生看病人也沒有這些東西。

我們會對於這種相對弱勢人，要提供很多服務，包括像有人嗑藥，若他有小孩，我們還是基於小孩的照顧，願意跟爸爸一起工作，這純粹是因為我們比較從人本主義出發。這一案若被判有罪，大家會覺得「原來社工也會殺人」，你說這種專業形像要怎麼維持？所以對我們學界影響很大，我們做了很多介入研究，希望服務更好、品質更好，但結果我們抵不過人家說「你們就是會殺人的專業」。

鄭麗珍：我非常同意。但你知道我們在社工教育裡，如果你將來要走兒少保工作，我們就是只在必修課之外有一門兒少保的課程，或頂多還有家外安置的課程，其實課程不多，同學又會自己選課，所以不是每個同學都會有這些概念。但至少他從事兒少工作、上過這些課，其實這些老師都會強調。

而收出養業務因為已經是兒少福利非常末端的業務，所以有可能老師談到收出養就是 1、2 個小時就結束了；如果你是從事成人保護工作的，你也不會去注意這個。

還有一個很致命的是，學生在學校選擇學習的領域，不見得跟他出來以後從事的工作有關。有可能他當年做兒少的課程訓練、也想要走兒少，但他出來的時候發現老人業務滿需要人、待遇也不錯，他就去了；或者他當年可能是走身障或老人課程，但畢業後因為兒少保的薪水比較高一點（ 因為這工作風險比較高），就選擇做兒少保，但他之前根本沒有這方面的訓練。

所以我會說，其實這種所謂的辨識訓練，應該是在職訓練的概念。也就是所有從事兒少有關的工作，都應該有這方面的訓練，只是份量的多少。像兒盟就認為 3 小時就夠了，反正我不是在做兒少保工作、不需要在安全上著墨。但安全意識這件事，顯然必須在我們的兒少權益保障法裡提到，「安全是第一優先」要考量的，那就是我那個「大兒保」的概念。

鄭麗珍：我也是這麼覺得。雖然陳社工看起來好像是收出養社工、很專精這個工作，但實際上這個小孩還是在一個網絡裡面，譬如居家托育，甚至包括非政府的單位。在設計這些工作方法 或是指南或需知時，應該要知道它們也是社安網的一部分，然後像居家托育的這些人才會知道他們應該要定期去訪問保母，確保照顧品質。

但我有一次跟他們開會，就是希望他們（居托人員）能增加訪視次數，他們馬上跟我們提出，說他們現在的工作量已經壓到受不了。因為臺灣現在不能自己私下找保母，都必須透過居托中心，因為政府把這個責任托起來了，也因為這樣成本就很高，因為所有找保母的事都變成居托中心要處理。通常你要想媒合一個成功的居托，家長會有很多問題要問，所以他們有 40% 的時間都在接電話，就是有很多行政上的業務。

所以我們後來也很同情，那時候就在想，是不是要再給他們增加一些工作人力？不是增加專業人力，而是增加行政人力，因為家長要找保母會一直去詢問一些資料，有很多事情要回答和處理，我們讓居托的人一直在回應這些電話，他們哪有時間去訪視？所以即使希望他們能增加訪視頻率，都是很困難的事。

鄭麗珍：是系統性的事，而不是壓在一個人身上的事情。

這也包括我剛剛講的，還有機構涵養的問題。它訓練社工的重點是什麼？然後還有系統，為什麼只找陳社工？居托的社工也有去訪視嗎？樹鶯社福中心的社工當時也有處理嗎？如果要查，要不要大家都來說說哪裡有問題？

所以我反而鼓勵用行政解決，就是因為衛福部其實有一個叫做重大兒虐案的審議委員會，一旦發生小孩子受傷或死亡，都一定會進到這個委員會去討論，主要的目的是除錯，也就是系統哪裡出問題，我們就來除錯，比較確保未來小朋友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