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後要留下多少錢才夠?」高齡家長獨自面對「繭居子女」的放棄與絕望/《80/50 兩代相纏的家庭困境》
編按:遠流今年 9 月出版《80/50 兩代相纏的家庭困境》(日本於 2019 年出版),作者川北稔於書中深度探討日本社會「繭居」現象引發的家庭問題,及日本社福網絡在協助、支援繭居家庭的嘗試與困境。
書名以「80/50」為題,即因日本將高齡家長和中年子女同住所衍生的問題,稱為「八零五零問題」。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祕書長陳景寧於書中推薦文表示,「繭居」並非個人的失誤或不幸,相反的,社會家庭結構的變遷,甚至錯誤的政策都可能使得繭居問題變得嚴重。
書中案例也指出,日本民間已經發展出協助與支持繭居的公共服務,重點就在於「增加家庭的依賴對象」,值得長期照護悲劇一再上演的臺灣當作借鏡,提升「封閉是家庭崩潰的高風險因子」意識,及早預防可能發生的憾事。
本篇摘錄本書第一章〈育兒生活沒有盡頭〉的後半段,從 2017 年一份繭居狀態者調查結果,進一步了解子女長期繭居的現象,以及家長向外求援為何困難重重。
撰文/川北稔 愛知教育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
翻譯/陳令嫻
2016 年,日本厚生勞動省(相當於臺灣衛生福利部)委託非營利法人「KHJ 全國繭居狀態者家屬會聯合會」(註 1)針對 40 歲以上「繭居狀態者」進行問卷調查(註 2),共蒐集 61 例個案。
這份調查將個案開始繭居的時間點分為「學齡期間到正式就業之前」及「正式就業之後」。前者共 44 例,多半因就學期間拒絕上學或遭到退學,或畢業後到正式就業期間發生問題;後者共 17 例。分析其中幾例就業經驗後發現,繭居者開始工作的平均年齡是 20.7 歲,辭職的平均年齡是 27.3 歲。
註 1:KHJ 全國繭居狀態者家屬會聯合會
KHJ 為日本繭居問題家庭的家屬互助會,會舉辦讀書會或支援活動的團體。截至 2018 年 10 月,全日本共有 55 個隸屬於 KHJ 的互助會。
註 2:本書對「繭居」的定義及相關數據如下──
◾ 不使用「繭居族」把繭居窄化為特定族群的用語,盡量使用「繭居狀態」── 進入此狀態的人,主要生活範圍為家中,不會參與任何與社會有關的活動,且時間長達 6 個月以上。任何人都可能經歷這種狀態。
◾ 在日本,15-39 歲處於繭居狀態的人口,推估為 54.1 萬人(2016 年調查);40-64 歲處於繭居狀態者,推估為 61.3 萬人(2019 年調查)。(資料來源:日本內閣府《青壯年人口生活調查報告,2016》與《生活狀況調查報告,2019》)
根據這份調查,61 例個案中僅 14 例會出席有外人在場的聚會,多數個案家庭的家長都為子女不願外出或外出次數稀少而苦惱。
繭居者家屬多數會前往「醫院」尋求協助(40 例),其次是「衛生所、衛生中心」(23 例)、「民間諮詢機構」(20 例)、「精神保健福祉中心」(19 例)、「非營利法人」(18 例)。由此可知,以醫療占多數。
家人的擔憂與不安,應轉化為「支持」軟化繭居孩子
分析繭居者的平日生活,61 例個案中,有超過 8 成(50 例)「日夜顛倒」、約 5 成(31 例)「關在自己房間裡」。這些情況代表繭居子女逃避與家人見面、習慣逃避他人目光,因為覺得「其他人看我沒去上學或上班,應該都在責備我吧!」而不安,或自認「我現在這樣的狀態不能見人」而躲藏。
繭居者父母則常遭親戚友人批評「都是爸媽教不好才會變成這樣」,於是採取強硬態度,導致孩子更逃避。陷入家人長期無法一同用餐、溝通的惡性循環。
值得注意的是,真正恐懼現狀、對自己失望的,其實是孩子本身。他們雖然明白接受義務教育、參與社會的必要性,卻不知道該怎麼踏出下一步。有的是因為缺乏自信無法採取行動;有的則是罹患精神疾病。
也因此,協助解決繭居問題的多名精神科醫師指出,父母光憑講道理和施壓,多半情況只會讓親子關係更加惡化。建議父母應該抱持平常心,默默在子女身後加油打氣,不要把不安與焦躁的情緒發洩在孩子身上。
有不少家長開始學習不再施壓後,也會觀察到家庭氣氛、繭居子女在家裡的態度有所改善。
父母不易面對的課題:遭子女暴力相向、因外界偏見而難以求助
然而根據調查顯示,有不少家屬曾遭受子女言語或肢體暴力。有家長表示:「兒子在家裡時不時暴力相向,我實在撐不下去,只好另外租公寓,跟太太一起搬離原本的家。」、「孩子抱怨都是媽媽害他變成現在這樣,一直責怪我們到深夜,不讓我們睡覺。」、「孩子占據了整個客廳,我們只能在 2 樓生活。」
家屬無法忘懷暴力的陰影,自然極力避免刺激到對方,以免相同的事再度發生,因此多半選擇閉口不談家中問題,逃避思考子女繭居一事。
此外,繭居問題不易解決的另一個原因是,父母因子女處於繭居狀態而感到「羞愧」── 不少父母覺得自己教育方式錯誤,過於自責導致無法向外人商量;或者因子女繭居,而在親戚聚會時會遭到批判。即便是同住家人也可能意見分歧,例如丈夫會責備妻子:「我把孩子的事交給妳,教成這樣都是妳該負責。」身為父母的責任感加上外界的批評,加深了羞愧感。
不僅是羞愧心理,還有外界對於接受心理治療或申請社會福利的偏見。例如父母向專業人士諮詢了繭居問題後,決定讓孩子申請精神疾病相關社福補助,住在鄰近村鎮的親戚卻表示反對:「一旦你的孩子被認定是精神疾病後,可能會影響我孩子求職或結婚,拜託你們不要去申請。」
人際關係比都市緊密,即使去公所諮詢,承辦窗口也可能是認識的人,所以也根本說不出口。
不願意讓子女繭居一事曝光,讓父母也得縮小社交範圍。例如,母親儘管想參加朋友聚會,但一想到會聊到孩子的話題就不知該如何應對,於是選擇不再出席。繭居問題就在層層影響下成為只能關起門來解決的課題。
欠缺支援系統的諮詢單位,有如求助的高牆
調查也發現,有些家長好不容易跨越重重門檻,向相關單位求助,卻因某些理由使得「支援中斷」。像是「諮詢人員沒有做好交接,同一件事得說上好幾次。好不容易諮詢上了軌道,負責的承辦人又異動了」、「承辦人只是一味重複『有問題再來找我們』,持續造訪也得不到有用的建議」。
還有,父母親自前往諮詢,對方卻一味要求處於繭居狀態的本人也必須一同前來;或是家長好不容易鼓起勇氣前往諮詢,卻招來不斷說教,甚至被指責過往養育子女的方法,不但沒有獲得幫助,反而因此厭惡諮詢。
甚至某些承辦人員會以「尚未發生需要立即解決的嚴重問題」(例如暴力或企圖自殺)為由拖延,拒絕提供正式的協助。然而,需要支援的繭居狀態者,都會需要長期的關懷與追蹤。
2017 年時,調查當年 40 歲以上的繭居者,大多在 20 多年前(1990 年代中期)就陷入繭居狀態。當時的諮詢單位對繭居的認識遠低於現在,提供職前訓練與庇護性就業的單位也不如現在普遍。換句話說,在當時的狀況下,前往諮詢也只是一頭撞上無效支援的「高牆」。
種種挫折導致這些子女繭居的時間不知不覺愈來愈長,家長也逐漸認為外人無法理解,能依靠的只有自己了。
高齡父母育兒沒有盡頭,外界互助支援才能破「繭」而生
另一方面,高齡雙親過世後,中年繭居子女該如何生活,也是繭居的一大課題。對此感到擔心的通常總是父母── 即使走到人生的盡頭,仍舊無法卸下身為「父母」的責任。
隨著年老體衰,就算好不容易找到人求助,卻又可能發生前述的各種狀況而找不到解決辦法。筋疲力竭的父母,在諮詢時會開始改為請教:「我死後該留下多少錢給孩子才夠呢?」甚至會減少自己就醫的次數,就為了多留點錢給子女。
這些家長往往認為,自己能為孩子做的,就只剩下遺產了。這背後隱含好幾種層次的「放棄」。首先是不再期望子女踏出家門或工作,其次是無法和子女討論往後的情況,最後是無法把子女託付給其他親戚,也不再期待行政機關伸出援手。
為人父母都明白,育兒不是只有快樂的時光,也必須付出許多心血。然而,恐怕大多數人都不曾想過孩子一繭居就是 20、30 年,沒料到自己過了 70、80 歲還得照顧子女、給予金錢援助、為親子關係煩惱。到底父母該養育子女到幾歲呢?
在這種情況下,父母只能孤軍奮戰,結果是,當家長邁入晚年或經濟陷入困境時,極可能導致悲劇發生。但直到問題嚴重時才發出求救訊號,外界也難以伸出援手了。難道沒有辦法盡早尋求外界支援嗎?
向外求援不代表「拋下孩子不顧」,發生問題時只仰賴家人可能導致「全家一起垮」。所謂(家庭)「自立」,不是一個人孤伶伶的住在無人島上獨自生活,而是有問題時能適時依靠別人,以免遇上難關時一起倒下。
接下篇:
日本社福網絡的繭居服務創新:「陪跑型」的支持,不再直接要求改變/《80/50 兩代相纏的家庭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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