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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議題有生理、心理,也有社會的。在藥物能力有限的現在,從心理與社會面去著手更實際。精神病人的心理狀態源自於社會生活的困難,精神病不等於壞人,但精神病的處境,要維持善良很艱辛。

如果人只有一種標準,就無法迎來多元帶來的不同可能性。痛苦要處理,醫療可以幫上忙,但更需要修正社會文化和減低暴力壓迫的問題。

腎臟病後的人生,最大的改變就是不能改變。我會沮喪、低落,找不到地方可以發洩。許多人藉由吃發洩情緒,我不能隨意亂吃。我撐下去的唯一信念,是盡可能延緩開始洗腎時間,能去參加外婆喪禮。

洗腎後 5 年,我曾突然昏倒送醫、住加護病房,我第一次感受到失去自由的恐懼;聲淚俱下的家人表達自責,覺得沒有照顧好我,我開始理解家人,想修復以前不好的關係,我覺得我很幸運。

一位穿柬埔寨當地裙子的女人激動朝我走來,當時的我就知道,眼前這位陌生人是我的外婆,她一句話也沒說,直接給我一個擁抱。多年來的思念,在此時全透過一個擁抱傳達。

14 歲時,我在手語班上獲得了「手語名」,當時並不覺得有哪裡特別,直到大學畢業後進入聾社群,成為一位社會工作者,「你的手語名是什麼?」這樣的問題,才逐漸出現在我的生活中。

我的班導第一次帶特殊生,但非常願意傾聽我的需求。開學時,她希望大家可以自我介紹。經過此活動,我很感動老師的刻意安排,感覺大家都是獨一無二的,我不是特別怪異的人!

家人擔心失望、欲言又止的神情,對我來說太難了,我無法面對我的愧疚感。我很想念我 85 歲的阿嬤,但是不敢去探望她,我知道每一次騙她說我很好的時刻,她也知道這其實是謊言。

站出來講訴求時,我其實是在恐慌當中,因為我的居留證早已過期。但當時臺灣的法律,確實把我們弄成一個破碎的家庭。如果那時候不去抗爭、講出來的話,我們也都是即將被送回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