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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參議員舩後靖彥表示,制度應以人的需求為本,而非讓人適應制度。例如臺灣和日本對障礙者提供職場和通勤協助、就業輔導、重度訪問照護等,但這些資源分散於不同制度中,應在未來修法時整合。

工作能開啟一個人一連串的可能性。我不喜歡目前臺灣對精神障礙者的就業服務,都在訓練人適應職場規則。我們可以去想,人的多元特質如何設計成優勢,讓所有人都有機會為社會做出貢獻。

從國際審查報告,到政府與民間回應國際委員的提問現場,雙方對各族群的處境描述大不相同。十幾個原住民族團體、移工工會、人權團體等,因此在會後另行召開記者會,呼籲政府正視國際委員建議。

身為一個必須和自然災害共存的小島,我們是否能拓寬對於善款的使用方式,讓專款專用的用途,從最開始就納入防災與地方韌性強化?讓永續城鄉成為可能、讓城市與土地都能一次次歷經災害而不覆滅?

CRPD 裡有一個重要的概念:無論何時何地,只要身心障礙者遇到了困難,都有權利要求合理的調整。這份圖包介紹合理調整中的好幫手「就業服務員」的重要角色與任務,還有美加澳的就服員實踐方式。

媽媽面對老師、長輩頻繁的指教,只得越發嚴格要求孩子,直到遇到一位醫生,告訴孩子當自己就好;遇到一位老師,願意陪伴孩子分享生活。是這些正面的對待,讓雙方慢慢解開心裡的束縛。

「非法工作比較自由,自由對我們而言很重要。」在臺灣,移工依法不能自由換工作或換老闆,即使遇不當對待、低薪、勞動條件惡劣,也經常求助無門且受仲介牽制,而不得不選擇非法離開。

人因為在母國無法穩定生活,被迫跨國移動、成為無家的移工,面對惡劣的居住環境。人命也因此被法律、制度和雇主視為可量化的商品,所有提升安全居住的設施都被認為是「額外的成本」。

2017 至 2022 年間,臺灣共 44 起家人不堪長期照顧而殺害身心障礙者,其中半數以上選擇共同赴死或自殺。僵化的長照評估和欠缺自立生活協助,都逼人走上絕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