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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先生/我是身心障礙者,也是照顧媽媽的人:我能做的,是陪她走完這段路
「大人的角度不等於事情的全貌」,一場由身心障礙孩子主動發起的交流大會

這次《障權法》修法不只是增列服務,而是要把個人助理明確寫成符合障礙者需求的權利。若法條模糊、預算不穩,障礙者仍只能被迫自費、依賴家人或回到機構,制度則持續以財政理由犧牲自立生活與人權。

在巴黎街頭與性工作者及倡議者相遇,與她們談制度、困境,也靜靜聽一個女孩說話。不同國家和語言的人,在同一條艱難的路上彼此看見。

因俄烏戰爭難民潮,德國 2022 年無家者比 2021 年增加 60%。當難民有足夠支持成為勞動力,能為社會和經濟帶來力量。

衛福部將設立兒家署整合兒少業務,但遭質疑恐難跨部會協調。立委與學者呼籲釐清分工、強化兒虐防治與追蹤系統,並以兒少為主體提供連續支持。

障礙團體列出 8 年 84 起長照殺人,夜宿行政院、赴立院陳情,要求修《障權法》,補足社區支持和個人助理,使障礙者自立生活。

媒體用腦癱、癱兒等詞描述障礙者,帶著貶抑和歧視,沒有機會理解被照顧者的聲音。不是反對特赦,而是特赦之餘,不能讓事情這樣過去。

這次,我們以圖文包的形式呈現 5 種育兒困境和 4 種方法,希望讓大眾用不同的方式,走一段障礙女性的育兒路,同時看見家庭其實有多元的樣貌,而不僅局限於單一的健全家庭的育兒想像。

我在社區陪伴孩子自主創社團,他們明顯的成長,讓人期待政府在教育政策納入多元發展方案的支持。在這之前,至少有 2 件事可以執行。

長照悲歌不是「家庭撐不住」,而是國家長期把責任丟給家人和移工,障礙者被迫成為依賴者。真正需要的,是支持障礙者在社區自立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