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蕭中瑜 人生百味實習生
2025 年位於臺北萬華的艋舺公園改建案，激起一波「誰是艋舺人？」的討論。以公園為生活重心聚集的低社經能力居民與無家者，有人做著大多數人不願承接的基礎勞力工作，有人單純依靠艋舺公園來爭取喘息空間。
然而，今年 6 月中，缺乏溝通和配套措施的改建工程突然強制封鎖了公園，導致長久建立的無家者生活支持系統斷裂。這群無家者難以發聲，更缺乏和大眾溝通的管道，只能嘗試適應這突如其來的變革。
長期深陷貧窮、健康和居住不穩定的多重困境中，無家者往往肩負不少負面標籤，在公共議題的討論中，大眾和政府鮮少傾聽他們的聲音，更經常將他們視為應解決的「問題」，而不是互相溝通的「對象」。
網路上也不時出現自稱艋舺居民的人表示，自己很少使用艋舺公園、對改建沒有意見。反過來說，這些以公園為生活重心卻難以發聲的失語者，難道不算是艋舺人嗎？
在改建的後續效應逐漸發生的現在，我們可以把視角拉遠，看看德國如何應對大規模的跨國難民，透過制度和社會支持，讓他們一步步融入家園。
改建前的艋舺公園一隅。攝／曾玉婷
湧入家園的難民，一定是負擔嗎？
自 2015 年梅克爾政府因應敘利亞內戰、採取開放國境的接納政策以來，德國在短短 5 年內接納了超過 160 萬人；2022 年俄烏戰爭爆發，又有約 120 萬人進入德國。
這些數字，不只反映龐大的財政支出，更代表有數百萬人要與德國人民共享空間、一起「生活」。然而，不同族群語言和文化交會的情況下，大大小小的衝突難以避免。
當問題被簡化為治安、資源競爭、社會負擔時，難民們往往被貼上各種負面標籤、生活處境也越發艱難，他們的發言權和空間也逐漸被壓縮，成為「無聲」的失語者。
但這些新來的人口同時帶來德國迫切需要的勞動力和活力，只要給予培訓和支持，他們就能成為社會和經濟的重要力量。
與多數已開發國家一樣，德國正面臨人口持續老化的問題。作為以製造業著稱的工業大國，德國開始浮現缺工、人力成本上漲等問題。加上俄烏戰爭推升原物料成本，使製造業成本提高，衰退的情形更為險峻。
在這樣的挑戰下，以青壯年為主的難民，成為數量眾多、成本較低的優秀勞動力來源。德國政府提供他們免費的職業培訓、文化融入、語言等課程，約有半數難民受 1-3 年的培訓後，成功找到穩定的工作。
即便無法獲得長期聘用，部分難民也可以選擇投入語言需求較低的基礎產業，例如物流業；若表現優秀，也可從 1、2 年的約聘工轉為正職員工。就算沒有轉正，這段工作經歷也能成為難民學習德語、融入德國文化的重要契機，讓他們可以累積應聘穩定工作的資本。
從雇主角度來看，如果不想負擔逐步升高的勞動力成本，主動提供就職培訓與各種難民補助，協助這群原本就具備一定工作能力的難民就業，自然是一件利多弊少的好事。
福利陷阱的意思是，在某些社會福利補助制度下，具有福利身分者尋找工作、脫離受助身分實際帶來的效益，反而比持續領補助還低，結果變成體制「變相鼓勵」受助者繼續維持受助身分。
雖有政治人物質疑難民就職率低、露宿街頭，是因為他們「好吃懶做」、「選擇乾領補助」。但，排除制度設計中可能造成「福利陷阱」1的弊病，難民們的加入，其實有助於改善福利體制。
在邊境排隊的敘利亞難民。圖／MstyslavChernov ＠ CCBY-NC4.0
如同前文提到的，能夠成功跨國移動的難民，大部分是年輕力壯的青壯年人口，他們的健保需求本身就低於比例逐漸升高的中老年人。
此外，年輕的勞動人口通常有很高的求職意願，只要進入就業市場，無論是短期或長期工作，都必須繳交退休年金；而要實際領用退休年金，至少需要工作 5 年以上，才有可能申請成功。
也因此，難民持續繳交稅金、改善健保與退休金赤字的同時，又對健保和退休制度依賴較少。從這 2 個福利制度來看，難民的移入都對德國的財務健康有正面效應。
整體而言，難民的加入等同於為德國的就業市場和福利制度注入一股活水，補足了老年化社會的勞動力缺口，也緩解福利體系赤字。此外，難民們在日常生活中的消費需求，也進一步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活絡德國的經濟市場。
當難民成為無家者
儘管能夠帶來諸多好處，但難民群體本身內部異質性高，許多難民因承擔多種負面條件，容易身負多重困境，例如一名剛到陌生環境、語言不通且健康狀況不好的難民，往往在找工作、看病和尋找安身之處時處處碰壁，這些問題又彼此牽連，很難單獨一項一項解決。再加上缺少與德國國民發聲和對話的管道，使得他們容易被視為是洪水猛獸、是國家的「侵略者」。
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德國的極右派政黨「另類選擇黨」（AfD）採取強烈反對難民政策的立場，在較常接觸難民的德國東部獲得了大量的支持者。
一些不易調解的誤會和衝突，隨著不安情緒被不斷放大，加劇群體之間的對立，也使得越來越多的國民希望難民們能盡快回到他們自己的國家，以減少難民所帶來的外部成本。
一個關於難民的常見迷思是：「只要戰爭和迫害結束，難民就可以回國了吧？」但在務實面上，「回到家園」並不等於安全。
以敘利亞為例，2024 年阿薩德（Assad）政權垮臺後，德國聯邦移民及難民署（BAMF）旋即暫停 4.7 萬敘利亞難民的政治庇護申請，這似乎成為在德敘利亞難民回國安居的契機。
但問題在於：一個剛結束為期 15 年的內戰，滿目瘡痍、基本建設嚴重毀損的「家園」，真的適合讓難民們放棄現居國的安全與福利體制，轉而「回家」、投向未知的風險嗎？更何況，政權交接後是否引發後續衝突，也是未知數。
烏克蘭與其他國家的難民，同樣面臨這樣的困境。戰爭和政治迫害造成的損害不可逆，無論去與留，難民終究會在某個時間段成為居住不穩定、缺乏保障的無家者。也因此，在德國生存的難民與無家者在現實生活中高度重疊。
在維也納火車站等車的烏克蘭難民。圖／TOBIASSTEINMAURER @ CCBY-NC4.0
根據統計，德國 2022 年的無家者人數較 2021 年增加了 60%，從 38 萬人提升至 60 萬人，這樣巨量的增長，與俄烏戰爭帶來的難民潮密切相關。
在這些人之中，運氣好、具有足夠資本的人或許有機會融入當地社會，成為「移民」；而資源較少、運氣不好的，則往往需要花上更多心力與時間，才有可能剝除「難民」和「無家者」的標籤。
事實上，在短短幾年的居留期限內，許多難民嘗試融入德國生活，努力找到穩定工作，希望能在德國延長居留，甚至轉為定居身分，以獲得比原生國更好的生活條件。
但因為制度限制、語言隔閡、就業門檻和社會排除等彼此交織的難題，導致這條融入道路困難重重。也因為缺少溝通管道和方法，使得難民群體在公共討論中只能是無聲，甚至不願發聲的「失語者」。
租屋與就職的雙重困境
直至今日，德國各邦仍持續建造新的庇護所和尋找新的解方，但在難民的收容過程中，仍不可避免會有人落入制度縫隙、無法分配到庇護所，成為暫時或長期的無家者。
即便有幸入住庇護所，難民的困境也沒有結束。居住於庇護所本身成了一種「可被辨識的身分標記」，使得難民尋找工作時，更容易被辨認出身分是「難民」而非「移民」，進而不易獲得條件較好的工作。
這樣的困境，在以「租房為主，買房為輔」的德國居住結構中，更是一個難以突破的困境。
具備難民身分的人，往往因職業、目前居所、人種、語言能力和文化差異等標籤，在看房階段更容易被屋主辨識出來，導致他們難以和條件相當、但身分為本國國民的租屋者競爭。
租不到庇護所以外的住處，又會使他們在尋求工作時，再次被辨認為難民。居住和就業彼此牽制，形成一個難以跳脫的迴圈；在更嚴重的狀況下，甚至可能讓人被迫流落街頭，成為處境更艱難的無家者。
2015 年敘利亞內戰後，在德國尋求庇護的一家人。圖／取自聯合國難民署
沒有穩定工作、經濟狀況不佳，再加上種族、語言、文化隔閡，這些因素逐漸構成民眾對難民的恐懼心態。一旦難民成為無家者，往往又會被加上許多更嚴重的負面標籤。
害怕是基於不了解，這些隔閡使得難民、無家者在本國國民心中，被想像成為一頭龐大、混亂且難以溝通的群體，彷彿隨時會造成混亂，並蠶食鯨吞原本應屬「自己人」享有的社會福利資源。
然而，正如文章前半段所述，這樣的想像和實際狀況並不相符，甚至忽略難民對整體社會有正向作用。
德國人／艋舺人是誰？
對於難民議題，德國政治學家穆克勒（Herfried Münkler）曾透過不同年代發生的挑戰與轉變出發，說明德國正在透過難民潮，重新思考德國未來的價值與國家定位。
他提出了較樂觀的見解：與其將難民潮視為難關，不如說它是讓德國進一步發展邁向更多元、共融社會的契機。
在逐步成為移民國家的路上，民族國家時期以血緣、人種做區分的舊德國人標準，也逐漸被一套基於語言、文化與認同的新德國人框架取代，試圖創造一個不排除人的國家認同。
而艋舺公園的改建事件，同樣也是個促使大眾重新思考「誰是居民」、「公共空間屬於誰」的重要機會。相較於德國，艋舺公園周遭的居民們同為臺灣人、使用一樣的語言，理論上應該更有可能互相理解、互相體諒。
若我們能夠拆下心中的磚牆，正視無家者們的存在、傾聽無家者們的聲音，或許能讓眾人找到更舒適的相處方式，打造出不排除人的共融社會。
2014 年德國漢堡的歡迎難民行動，布條上寫著「我們的歐洲沒有邊境」。圖／RasandeTyska ＠CCBY-NC4.0
本文參考文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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