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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失樂園》是蔡銀娟執導的最新作品,找來范少勳、曾敬驊、洪君昊、丁寧及陳俞諺主演。故事以兒少安置體系(如育幼院等機構)為背景,透過孩子、社工/生活輔導員(生輔員)與離院青年的視角,描繪弱勢少年在家庭失能、制度壓力與社會邊緣中,掙扎求生的故事。影片結合懸疑與社會寫實元素,揭露育幼院中的霸凌、創傷與沉默,也反映第一線工作人員在理想與現實間的艱難處境,試圖讓觀眾看見那些「正在下墜的孩子」背後被忽視的結構性因素。
導演蔡銀娟是社工系畢業,在成為導演之前,她短暫做過社工相關工作,20 多年前曾做過基層社工,還當過國中資源班老師、高職夜間部導師,後來又斜槓做了許多工作,才因緣際會成為編劇及導演。她的作品大多帶有社會關懷,2021 年聚焦消防員權益的戲劇《火神的眼淚》就是一例。

蔡銀娟會開始關注兒少安置議題,是因為 2017 年一間育幼院的大量性侵與霸凌案,在多多益善的一系列報導後,她回憶:「那時候看到報導很震驚,那些來到育幼院的孩子已經有一些身心創傷,結果竟然又遇到更痛苦的事,我真的很不忍。」她自掏腰包拿出一筆資金、聘請田調夥伴開始做田野調查,訪談了北、中、南、東部不同育幼院的社工/生輔員/督導/主任/替代役男(她笑說「替代役男什麼都敢爆料!」),同時也參訪了不少育幼院。
原本她一邊田調,一邊申請投資或補助,但忙了快一年仍找不到任何支持,直到資金燒光、無以為繼,只能暫停拍攝計畫,轉而去拍消防員職人劇《火神的眼淚》。直到影集播畢,她心想,接下來要拍什麼?然後想起那個最不捨、沒拍成的題目,決定重拾被擱置數年的《失樂園》。
距離田調事隔多年,安置現場已有很大變化,因此這次除了訪談和參訪,她決定直接到育幼院蹲點,甚至住在育幼院值班寢室 4 天 3 夜,近身觀察社工及生輔員的生活作息,深刻理解到育幼院工作的艱辛。
即便她曾有社工經驗,但社工在不同領域,工作內容差異性很大。她形容自己年輕時做的社工工作,有點像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但育幼院的社工及生輔員未必如此,反而更像單親爸媽,白天要接送孩子上下課、處理行政庶務,傍晚要敦促他們吃飯、洗澡、寫功課、寫聯絡簿,生病的要吃藥、吵架打架的要調解甚至送醫,有時還要面對鄰里抗議孩子搗亂。晚上等孩子睡著了,還要寫個案紀錄、跟督導或主任討論孩子狀況。
「有一天深夜我實在太累就先睡了,那時生輔員還在寫個案紀錄,等我早上醒來,他已經起床去處理孩子的早餐和上課的事了。」蔡銀娟回憶:「如果一個小家有十幾個孩子,就好像一個單親爸爸或媽媽要同時照顧這麼多孩子,你會不會崩潰?」
到了電影籌備期,劇組還安排好幾位劇組主創及飾演資深社工的演員分批去育幼院蹲點。飾演育幼院丁主任的丁寧坦言,她之前不認識社工的工作,「不知道他們有什麼情緒壓力,就覺得是很忙的人。」直到她去蹲點的那幾天,難忘現場的氛圍及氣味,及被照顧者的複雜性。
當時她住進院裡其中一個小家,發現每一個孩子狀況都不同,「有一個小孩一直一直跟我講話,但他不在乎我講什麼﹔一個孩子狂吃飯,怎麼吃那麼快?另外一個孩子會拆冷氣,有些還會尿床。」這些情況,對應了孩子們被安置之前的人生。「他們心裡充滿了傷口,我沒辦法想像他們曾經面對什麼,外面又怎麼看待這些孩子,但社工和生輔員的照顧方式是客製化、充滿理解的。」

育幼院的工作日常,還包括暴力或偷竊事件的處理。蔡銀娟說:「蹲點是在親身體驗與觀察他們的日常,我可以感受到孩子衝突的頻率和狀況。」青少年的怒火,來得又急又快,有時猝不及防,令她印象深刻。有一次,蔡銀娟跟著生輔員在其中一個小家吃飯,一位少年心情不好、一直在鬧脾氣,好不容易等情緒平穩下來,旁邊另一個少年竟又把一盆菜丟到他身上,「原來他在旁邊已經不爽很久了!」
飾演社工蔡仁興的范少勳,蹲點時也有類似觀察。他談到,那天他和生輔員開車去接孩子下課,因為交班的溝通落差,孩子在校門外等了1小時,「一般小朋友會趁機去玩,但他上車狂罵三字經,我見證了兩邊衝突。其實生輔員也很無辜,還要消化自己的情緒,建立信任真的很不容易。」
他進一步分享,社工面對每一次衝突,他們重視的是:「這一次打人和上一次有什麼不同?這次動手前,有沒有暫停想一下、慢一點動手,甚至冷靜一些些?」若有的話,就給予孩子鼓勵和支持,「他們已經在面對情緒了,雖然進步不大、改變不多,但是都有一點點往前推進。」
丁寧曾目睹 2 位高年級孩子在籃球場打架, 2 位社工衝上去把孩子分開,其中一位孩子後來身體放軟、靠在社工手上。丁寧不解,社工解釋,大部分孩子不信任大人,「但這個孩子我照顧很久,他知道我能理解他的情緒,就放掉往前衝的力量。」社工說:「只要能暫停,他就會開始思考,我們就是在爭取這一點點的暫停。」
這樣的觀察,體現在《失樂園》拍勸架戲的肢體動作上,「打架過程中的制止與拉開,是在限制孩子還是保護他?這不是工作人員為了自己方便行事就好。」范少勳解釋,孩子被保護環抱著與被大力壓制,動作上有很大的區別。因為觀察到這點,在拍攝一場阻止少年打架的戲時,他就調整環抱的動作,「肢體就是能這麼明確的表達情緒。」
丁寧則說:「我學到最多的,是接住孩子的情緒。」所謂的接住情緒,不是要他們不生氣、不准哭,而是讓孩子把情緒走完,想發脾氣就發,但要提供安全的環境給孩子發洩,等氣消了一大半,就問他一句,「肚子餓了嗎?那我們去吃東西。」社工與孩子同在,不因為孩子發脾氣,而減損一絲陪伴。丁寧有感而發:「我覺得有罪惡感,面對自己的孩子,我還做不到這麼多。」

孩子們累積的微小進步,靠的是社工及生輔員專業的陪伴,蔡銀娟強調:「照顧孩子是非常重要的專業,卻常被輕忽,要看懂孩子們各種情緒起伏、知道如何陪伴他們慢慢穩定,更需要累積工作經驗。」
她回想之前蹲點接觸過的菜鳥生輔員,隔一年再回訪已經變得非常成熟甚至有點滄桑,手上還帶著傷,「生輔員說,有個孩子突然揮拳,她立刻把手伸出去擋,手就受傷了。我問她怎麼知道小孩要打人?她說看眼神就知道,她了解孩子的個性。」這還只是 1 年經驗的差距,「我相信工作到第 10 年,那種敏銳度與能力會更不同。」蔡銀娟說。
社工、生輔員的人力流失,是育幼院長年面臨的困境,即便育幼院想募款、用於提升薪水或聘雇更多人力,也時常遇到困難,這一點也具體呈現在《失樂園》中。蔡銀娟提到:「很多捐款人會指定自己的捐款只能專款專用,說錢要用在孩子身上,不能用來聘更多社工。其實我以前也這樣想,覺得孩子吃飽穿暖、有地方住最重要,但我現在才深深體會到,這些社工生輔員才是把孩子照顧好的關鍵!」
工作人力的流失,最終受影響的還是孩子。蔡銀娟表示:「孩子最難的是相信大人,因為他們之前都被重要的大人傷害過。」因此,社工、生輔員與孩子相處,建立信任關係最重要,但社工長期不被重視,薪資低、流動率高,蔡銀娟無奈說,「當孩子終於相信他了,掏心掏肺,一年之後社工辭職了,建立關係 1、2 年就走了,對孩子來說,只覺得那我為什麼要相信你?為什麼要把苦惱告訴你?」

《失樂園》具體拍出社工的苦、經營者的難,讓更多人理解育幼院的情況,這是蔡銀娟拍出《失樂園》的初衷。「社工是重要的專業,但民眾普遍不知道。」蔡銀娟認為,若有民眾的瞭解及支持,就能影響政府及民意代表立法,制定更合理的法規。
她談到,政府規定育幼院的人力比是 1:6,每收6個孩子要有1位生輔員照顧,但那其實是「總額」算下來的人力比,而不是「隨時」都要有的人力比,沒有考量到生輔員還要輪班休假。因此有些經費不足的育幼院,就會讓每一個小家住約 12 個孩子,只要「一整天」下來每 12 小時有1名生輔員值班,就還是能「合法」。
「如果我們真的要好好照顧孩子,讓社工跟生輔員不會疲於奔命,實際需要的人力更嚴峻,會是法定需求的 2-3 倍,才能隨時都達到 1:6。人力這麼少,導致每個人都很疲憊,仔細看看每年的新聞,偶爾還是會看到育幼院大人崩潰打小孩的事件。」蔡銀娟說,雖然相關法令近期已做了些調整,但要達成適合的人力比仍相當艱辛,需要大眾關注與資源挹注。
陪伴是最奢侈的愛,安置機構裡的社工及生輔員,就是為了補足這一環而存在。蔡銀娟認為,隨著被照顧的方式不同,孩子可能會有不同的發展,「好好被照顧長大的小孩,就容易信任別人;被欺騙傷害長大的孩子,就容易去欺騙傷害別人。有一些孩子曾經受過傷,仍願意成為幫助別人的人,這很令人感動。給他愛、信任和鼓勵,讓他好好成長,他可能就可以去愛。」
然而,當育幼院人力不足、照顧失能時,會發生什麼事?蔡銀娟說:「當人力不足,大人往往會依賴大孩子(青少年)帶小孩子,霸凌等各種狀況就可能會發生。」其實霸凌在校園也會發生,但是在育幼院這樣更封閉的環境裡,情況可能更難解,甚至會發生性暴力。「沒有一間學校或育幼院敢保證自己絕對不會發生霸凌,但願不願意好好面對與處理、協助孩子從傷痛中慢慢復原,我覺得非常重要。」
《失樂園》不僅寫實描繪育幼院的工作處境,更還原孩子長期被霸凌的現場,當孩子沒有被好好照顧,當求助的聲音被視而不見,任由委屈痛苦蔓延擴大時,他們可能會變成什麼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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