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過被愛,才有自愛的理由。」《走過愛的蠻荒》讓陪伴與教育發揮影響力

編按:本系列共 2 篇,由茁劇場部分支持,Right Plus 多多益善獨立報導完成。

茁劇場近期推出的影集《走過愛的蠻荒》,改編自文國士原著真實故事,全劇從主角姜定邦的視角出發,探討鄉鎮教育和兒少安置照顧,以及身為雙親皆是思覺失調患者的家屬,如何尋找生命課題的解答。

劇中,姜定邦卸下補教名師身分,投身雲林的兒少安置家園當生輔員,暫時代理孩子們的親職角色、照顧生活起居、提供情感支持,透過陪伴讓他們成長路途不孤寂。

在那條路上,會有你要的幸福嗎?

在臺灣,兒少要被從原生家庭帶離、另行安置照顧有2種可能。一是原生家庭暫失功能,二是觸犯刑法、接受司法處遇(輔導)而進入機構。根據衛福部統計,臺灣機構安置人數截至去年底(2021)共 2544 人,每個孩子身上面臨的逆境,都真實反映從家庭到社會的結構問題。

「住在機構的孩子,已經身在『四層漏接』裡的第三層。」現任職於陳綢兒少家園的文國士指出,第一層是原生家庭、第二層是學校、第三層是安置機構或感化教育(矯正學校),當孩子被安全網層層漏接,最後抵達被社會漏接的第四層── 社會新聞版面。

如同劇中角色潘明諺,出生自脆弱家庭,家人無法提供他和弟弟充分的生活照顧和情感陪伴,於是開始交友不慎、跟人騎車討債、讓女友虞心恬意外懷孕,更差點持刀刺殺母親有暴力傾向的男友,險些釀成難以挽回的悲劇。

這些缺乏支持的孩子身上,也很容易發生弱勢的階級複製。文國士舉例,有學生因為家庭失能被安置到機構,父母都是受刑人,家庭經濟不佳。學生在結束安置後馬上結交女友,過不久女友懷了孕,彼此卻無力扶養。

「這代表孩子一落地,就是從『第一層』開始登錄人生。」文國士表示,只要觀察孩子雙親的來時路,以及孩子後續離園的發展,往往會發現,這種負面循環是常態。

在安置家園裡,最重要的目標是協助孩子返家和自立。文國士擔任生輔員已 4 年多,每天要面對孩子的情緒困擾、對立反抗、自傷自殺等複雜議題,即使沒發生大事,上班幾天便足以讓人感到疲勞。更有其他生輔員要帶 5 個孩子,裡面多達 4 人都有智能障礙,需要更加細膩的陪伴。

他始終明白自己的有限。雖曾見過孩子和平長大,也曾見過種種讓人無力的現實。有人離園後仍然輟學、有人進入幫派做詐欺、有人和雙親關係還是很差,甚至有人逝世⋯⋯但他持續給予孩子更多的愛與陪伴。

如今,比起跟孩子談死板生硬的規則和懲處,他更喜歡問孩子的想望:「在那條路上,會有你要的幸福嗎?」

「我告訴孩子我永遠永遠愛你,但我無法永遠陪著你。不過我相信,深度陪伴的影響能被延續。」文國士強調,所有的付出都有意義,即便孩子之後(再次)誤入歧途,也不代表前功盡棄。他說:「逆境加上陪伴,才可能讓人長出韌性;人要感受過被愛,才有自愛的理由。」

唯有「人」能承接人

鄉鎮教育是本劇的另一條故事線。在偏遠國小任教的藍文媛(姚吉慧飾)說:「我選擇到偏鄉教書,是因為看到很多家庭連健保費都繳不起。我很希望靠教育,讓他們未來能選擇自己想要的生活。」

文國士在進入家園任職前,也曾身為 TFT 為臺灣而教的教師。TFT 培訓老師進入鄉鎮地區,用2年時間置身教育現場,親身理解教育的困難和意義。

「教育問題是社會問題的縮影。」TFT 創辦人劉安婷說。他們長期致力於改善臺灣教育不平等,也看見鄉鎮地區因產業沒落、經濟發展陷入瓶頸,青年人口大量外移,孩童因此面臨隔代教養、單親或失親等狀況,家庭往往較為脆弱。

此外,新住民人口逐年增加,在孩子的生活照顧和親職教養方面,也因為經濟問題或文化不適應等,面臨更多困難。

劉安婷點出,隨著這些結構性問題而來的,常是家人酗酒服藥、入監服刑、口語或肢體暴力,甚至家中極度貧窮、三餐不濟,都會造成孩子的童年創傷,並影響他們的身心發展和學習狀態。

「學校若能接住脆弱的孩子,才能真正透過教育讓人跳脫階級、有所選擇。」談及接住孩子的關鍵,劉安婷和文國士的回答相似,認為每個孩子都需要一個生命中的重要他人。

身為老師,即便無法改變家庭或教育制度,但若能成為孩子身旁穩定的陪伴者,深度認識、同理他,看見其價值,並提供教育學習的資源時,就算無法終生陪伴,也能讓孩子擁有許多帶著走的安全感,持續累積學習動機跟能力。

姚吉慧於劇中飾演藍文媛老師。圖/茁劇場粉專
圖中間為任教於雲林縣土庫鎮秀潭國小的鍾怜萱。是戲劇之外、臺灣真實社會中,用力陪伴孩子走過蠻荒的老師。圖/茁劇場粉專
圖左為任教於蘭嶼高中國中部的黃沛綺。是戲劇之外、臺灣真實社會中,用力陪伴孩子走過蠻荒的老師。圖/茁劇場粉專

「近年疫情影響,線上教學風行後,網路上出現更多學習平臺和教育資源。但對學生最無可取代的,還是這份陪伴與信任,以及能幫助他們向前的非認知能力(如毅力、自信心、自制力、內在動機等)。」劉安婷說:「在疫情中,『人』的角色反而更被突顯出來。」

此外,越是偏遠地區的老師,學生人數通常較少, TFT 因此鼓勵老師設計個人化的學習策略,避免用齊頭式的教學進度和方法,扼殺不同特質與程度的學生。以都市和鄉村的孩子為例,雙方在學齡前受到的詞彙量刺激差距大,若上課進度保持一致,很容易讓部分學生長期學習落後,墜入自信心受挫的負面循環。

「作為教育工作者,我們並不只在執行單純的教育任務,而是要經營一個讓教育能發揮影響力的環境,成為園丁,讓每個種子長成一棵棵強壯的大樹。」劉安婷堅信,改變世界和社會,就從一間一間教室開始。政府也應提供支持系統、自我照顧的資源,協助老師增能、避免自我消耗。

正視生命課題、和自己和解

另一方面,劇中,姜定邦面對思覺失調父母的心境,也是貫穿本劇的重點。儘管收入豐厚、是備受愛戴的補教老師,但面對家庭的自卑、未來自己是否發病的恐懼,總讓姜定邦刻意廻避和女友的父母見面。

而雙親同樣是思覺失調患者的文國士,談及心路歷程則態度坦然。過去的親子經驗讓他感受不到愛,甚至產生恐懼與傷害。經過多年的掙扎和壓抑,他直到大學後才開始練習面對自己的失落,正視「理想和現實的父母大相逕庭」的事實。

文國士花費 5、6 年時間,承認自己受過傷、承認自己「恨」的情緒,從混沌的過程中慢慢自我療傷,重新整理和父母的課題。後來進入安置家園後,也不斷擴充自己對於「家」的想像,認為「有愛的地方就是家」。近年,他也正式開始書寫,在眾多鏡頭前說出自己的故事。

當談起書寫過程的困難,文國士說:「我想把真實的情況表現出來,但不想讓人家覺得很可憐、過度同情,或複製出既有的負面刻板印象。」就像他在外演講、提到父母發病攻擊的舉動時,都會慢下來解釋,不是所有病友發病都有自傷或傷人風險,只是他的雙親剛好如此。

文國士也很確定,他書寫的目的並非療傷,而是想從倡議的立場分享生命故事,盡可能如實呈現安置機構、思覺失調患者與家屬面臨的現況,讓更多人理解和認識這些議題。

「我最期待的其實是,當大家面對自己陌生的人事物時,能開始練習、別那麼著急下價值判斷。這個初心,遠遠多過於希望大家更認識思覺失調症。」文國士說,以這樣的心態面對不同生命處境時,便能讓人更願意接納與自己不同的人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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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圖/李英宏於劇中飾演姜定邦老師;茁劇場提供

這篇不能只有我看到
曾玉婷
曾玉婷

Right Plus 記者,文字工作者。喜歡書寫和音樂。志向是真誠對待生活中的每個枝微末節。最近經常會想起:「這是人們會說起的一年,這是人們說起就沉默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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