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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臺灣發生大規模非營利組織(NPO)捐款人個資外洩事件,起因於許多組織委外的資訊服務商「網軟公司」捐款管理系統遭駭,資料流入詐騙集團,捐款人陸續接到詐騙電話,波及超過 200 間公益組織。到了 2022 年,又有多間組織爆發類似狀況。
這些危機不僅侵害捐款人權益,更動搖了社會對公益界的信任。事隔 3 年多,風波雖已暫時告一段落,但近年隨著公益團體屢成駭客攻擊目標,不少組織開始摸索落實資安的做法,也在推動過程中看見制度與資源上的難題。
2022 年 6 月,長期服務心智障礙家庭的心路基金會,接到上百通捐款人來電,反映他們接獲詐騙電話。當下組織一方面必須主動聯絡其他捐款人、提醒防詐,也得在第一時間追查資料外洩的原因,同時承擔隨之而來的捐款下滑與信任受創。
心路基金會公共事務部主任劉又綺回憶,事後他們重新調整資料管理方式,將原本存放在會內主機的捐款資料庫轉至雲端,同時強化防火牆、導入系統監測工具、定期舉辦資安教育訓練,並且限制可登入的 IP,讓系統僅在特定場域開啟,以降低再次遭駭的風險等。
這些調整能做到多少,取決於組織的經費和專業人力。許多 NPO 很難養得起專責的資安或資訊人才,即使是員工數已達 500 人的心路基金會,內部也僅有 3 名 IT 人員,還是難以完全兼顧會內各單位所需的系統與電腦設備,只能在有限資源下盡量把防護做到位。

另一方面,NPO 在落實資安時,遇到的困難也不僅來自人力吃緊或資安知能不足。劉又綺認為,主管機關的態度與支持同樣重要。在事發後半年,心路基金會等組織陸續收到衛福部來函,要求在期限內補強資安措施,包括重新檢視與調整工作流程、在組織內制定資安政策等。
劉又綺認為,要求本身很合理,「但訂出的標準相對嚴謹,而我們反映實務上的困難、想獲得建議時,卻得不到相應的協助,甚至有承辦人員叫你自己想辦法,我認為這對 NPO 來說很吃力。」
她舉例,許多組織不清楚該怎麼找到安全、可信任且價格合理的資料庫服務商,向承辦人詢問時卻總是被回「不知道、要自己去找」;
當組織要求員工改變既有工作習慣,像是下班關機、定期更換密碼時,會因為沒有自動監控系統、無力添購相關設備,檢查與督導的責任往往會落在主管身上,只能靠人工管理、自行摸索流程。要求提高防護的同時,卻沒有配套支持,難免讓組織感到挫折。
她進一步指出,臺灣《公益勸募條例》施行約 20 年,對募款經費的使用有明確限制,心路基金會曾嘗試申請把部分募款經費用於資安,但被衛福部駁回(退件),只能另行籌措資安經費,「這對我們來說很矛盾,明明 NPO 被要求達到更高的資安標準,卻無法用募來的錢去落實。」
儘管實務上仍面臨不少問題,劉又綺依然強調資安的重要性。當問題發生,哪怕只有一次、失去捐款人的信任,對組織的傷害都非常大,「即使只是失去了 100 元的捐款人,影響也不僅止於此,而是對方日後可能帶來的更多支持,甚至是數十萬的價值。」
「無論組織規模大小,不用強求資安都要做到最高規格,而是在能力範圍內,盡己所能做到最嚴謹的防護,對一個組織的信譽和長遠的經營,都是有益無害。」劉又綺強調。

投入愛滋感染者與弱勢移工婦女照顧的台灣關愛基金會,也在同年 8 月成為詐騙集團鎖定的目標,他們的捐款人甚至陸續接到第二波、第三波的詐騙電話。
關愛基金會副執行長馮一凡指出,事發後,關愛基金會隨即升級系統安全性、加強防火牆,並依衛福部要求制定了內部資安規範,例如限制個資文件的存取權限、導入多重要素驗證(MFA)等。由於詐騙事件頻傳,近期官網也上架「防詐專區」,彙整與公益相關的詐騙案例,「我們不希望有人再假借公益名義,讓捐款人受騙上當。」
目前關愛基金會約有 170 名員工,組織內並無專職的資安/資訊人員。馮一凡表示,在 NPO 的財務結構下,要長期聘請符合業界標準的資安專家本就不易。且對外與資安廠商溝通時,需清楚傳達 NPO 的需求,對內也得用員工「聽得懂」的語言推動資安,都是不小的挑戰。
馮一凡說:「後來我們想,不如自己培養一個已有基礎概念、願意學,也能陪伴現場一起做的人。」於是,組織今年招募了具資訊背景的同仁,預計年底至明年初,將實際進入各單位,檢視目前資安標準在現場執行時是否會有落差。

他認為,即使訂出資安規範,實際仍可能遇到各種困難,未必都能實踐,因此需要有人到場輔導,依不同單位的工作情境釐清資安重點、調整流程,將資安轉化為員工在日常工作中能順利配合的做法。
例如,有些單位不常使用資訊設備,工作以紙本為主,風險重點就會落在資料印出後存放在哪、何時需上鎖、不用時怎麼銷毀,甚至是碎紙機的保密等級夠不夠高,也會影響紙張是否能碎到難以被復原;
反之,則須關注帳號權限設定、資料下載後的處理方式與檔案傳輸流程。即使是同一份資料,不同人的使用習慣也可能截然不同,有人習慣全部列印出來看,有人偏好用電腦,這些差異都會影響風險出現的環節、是否夠安全。
「只告訴同仁不能外洩個資還不夠,很多人知道該做,卻不知道怎麼做。」馮一凡提到,光是要求「鎖上櫃子」,實務上就有不少細節,比如人還在旁邊時要不要鎖?每次打開是否都要請示主管?如果櫃子本身不好上鎖,也會影響員工落實的意願。
針對資安議題,馮一凡建議,NPO 應在組織的起步階段就及早建立相關機制,「這時團隊人數少、溝通成本低,反而容易形成共識。等到組織規模突破百人後,無論是溝通,或系統與流程的重新調整,付出的成本都會大幅提高。」他也強調,組織高階主管或創辦人掌握最多資訊與權限,更應該以身作則,才能真正帶動員工跟進。
致力推動公益責信和培力輔導的台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目前共有 314 家盟友組織。資安風波期間,聯盟迅速成立 LINE 群組,每天定時統整事件現況與處理進度,讓盟友即時掌握資訊、彼此交流。
隨著事件告一段落,2023 年,聯盟也串連資安專家,成為 NPO 與專業之間的溝通橋樑,陪伴組織進行資安健檢,從資料庫如何存放、帳密管理到定期備份等實務細節,協助把專業建議轉譯成各組織聽得懂的做法。
自律聯盟專案經理左君鈺也指出,預計明年(2026)1 月,聯盟將發布一套對外公開、持續滾動修正的資安指南,協助組織落實風險管理、提高韌性。「未來的資安風險很難評估與預想,我們想讓不同規模的組織都清楚知道、也有能力落實,至少必須要達到的基本線是什麼。」
然而,資安風險不只存在組織內部運作,對外如何挑選合作夥伴,也是一大挑戰。左君鈺表示,許多組織在選擇外部廠商或平臺時,往往會優先考量價格與功能是否符合需求,卻較少、也較缺乏概念去深入評估合約內容與資安責任分工,甚至會沿用多年未更新、會自動續約的舊合約,一旦出事、發生糾紛,才發現責任歸屬與後續處理方式都不明確。
以捐款流程為例,看似單純的一筆捐款,背後實際牽動的可能包括組織的官網系統、金流服務商、銀行或第三方支付,甚至是募資平臺等多個利害關係人。當捐款人的個資分散在不同單位手中,只要其中一個環節出現漏洞,就可能影響整條金流鏈。
自律聯盟副祕書長孫天牧也提醒,受到影響的並不只有捐款人,也可能遭駭流出的是處理兒虐、家暴等高風險案件的社工,或是服務對象的資料,「這些個資如果流出去,出事了,誰要負責?」

長期致力於 NPO 訓練與輔導的海棠文教基金會,其專案部主任吳佳倫也指出,許多 NPO 在選擇合作夥伴時,常憑藉過往經驗或信任持續保持合作,卻很少回頭檢視,對方是否有跟上近年快速變化的資安議題,其實有些廠商並沒有與時俱進,也不了解資安的最新動態。
吳佳倫坦言,相較於中小企業已有政府經費與輔導機制協助強化資安,NPO 長期仍處在資源不足、政策支持有限的狀態。「NPO 現在還是很孤單,面對資安有時仍會不知所措、缺乏求助管道。雖然民間有協助,資源終究有限,仍需要政府提供支持。」
她也提醒,從日常的防護措施、合作夥伴的挑選,到一旦發生資安危機後需承擔的調查、人力、溝通與法律成本,這些都應提前納入 NPO 的預算規畫。否則,風險發生的話,組織就只能被動應付,不僅耗費心力,更會動搖長期累積的公眾信任。
延伸【資安系列文】:為你量身打造的詐騙、沒駭客也可能有風險!藏在日常互動與工作流程中的資安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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