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衛修法１】把「生活」還給精神病人和家屬，別讓住院成為唯一選項
今年 1 月，監護處分相關修法通過，觸法的精神病人在服刑前後，無論病情輕重，未來都將可能面臨終身監禁。而在監護修法後，影響更加深遠的則是本週立法院排審中的《精神衛生法》。
這是我國等待 15 年終於盼到的大動作修法，牽動全臺無數精障家庭與病人命運，也進一步檢視強制住院、心理健康與社政、衛政、警消等部會年久失修的協作成效。
行政院在今年１月提出精衛法修正草案（下稱政院版本），立法院衛環委員會本週三、四正逐條審查中，盼在這次會期三讀通過。但民間檢視草案內容，質疑條文模糊空洞、欠缺實質改進，更憂心難得的修法機會，竟無法回應精神病人及照顧者的困境。
憂支持淪為口號，服務細節入法才可對應多元需求
精神疾病經驗者李昀認為，目前的精衛法其實是「精神病人處理法」，對待病人的方式只有送醫治療、住院隔離，本質根本不是社會照顧，也不是權利維護，而是「治安管理」。精神衛生法修法民間聯盟召集人廖福源說，現行法律以治療為導向，只聚焦在處理「病情」，卻不討論人如何在社區裡好好生活。
這次政院版本，把「社區支持」字眼入法，強調要依照多元、連續性辦理服務，突顯政府支持一個人在社區裡「帶病生活」的價值，然而相關細節卻遍尋不著，也不如《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有專門的章節在談支持服務，讓民間擔心社區支持最後淪為口號。
因此，精神衛生法修法的民間聯盟將明確的社區支持服務納入民間版本，包括教育、心理支持、生活重建、社會參與、經濟安全、同儕支持、居住式服務、照顧者支持及其他措施等。
為什麼單有「社區支持」字樣還不夠，入法一定要寫明白？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法律政策部主任林俊儒解釋，當服務寫進條文裡，後續的機制和經費才有機會長出來，再加上如果沒有清楚規範，推動服務時就會面臨 3 大阻礙：
首先，服務會沒有法源依據，政府很難給予補助；再者，服務團體要設置機構或據點時，若碰上鄰居抗議，政府將沒有正當性（義務）陪伴和協助團體；更甚至，原本的條文有列出不同照護機構的類型，但政院修法（第 21 條）版本卻禁止設立法律規範以外的服務機構，大幅抹殺服務的彈性與自由度。
例如，國外有發展精障同儕支持服務，放在臺灣還是一件很新的事，但它沒有出現在政府允許的服務類型內，當有人開設相關機構時，卻被發現不是依法成立，很可能會遭到裁罰，進而削弱創造多元服務的可能性。
出院後的生活在哪裡？社區支持為何必要？
針對社區支持的現況，李昀表示，當病情起伏、狀況不穩定時，只有「就醫」這個選擇，而出院前，醫院一般不會和當事人討論未來該如何繼續生活、連結社區可用的服務。
回家後，現有的社區支持往往只有轉介病人入住機構、單點式的服務想像，或讓個案不斷跑各種據點，或採取入家服務，卻因為資源不夠而做不到有效的連結和整合。總而言之，「現在的社區支持，預算和資源都太少，而且不好用。」
「我們需要的不只是醫療和復健，而是很多生活的細節。」李昀舉例，剛發病的時候，人會冒出身分認同危機、欠缺未來感、感到痛苦，到了中後期，人際關係開始出問題，甚至因此失業、生活層面會更困難，很需要和他人交流。李昀盼臺灣發展出「同儕支持中心」的服務，讓支持不再以治療為目的，而是以建立社群網絡為主，讓病人的選擇不再只有唯一的「送醫」。
廖福源也提到，民間修法希望推動「社區危機處理機制」，在病人發生自傷或傷人狀況時，請專業團隊分別幫助家屬和病人，提供危機喘息，讓本來只能透過警消行使公權力、精障家庭陷入強制送醫的衝突情境之外，新增另一道選擇，「我們需要疾病治療之外、在人的生活裡，好好處理關係和困難，而不是只看到他的病。」
病人或照顧者若想選擇自己想要的方式、好好生活，需要的不只是住院，而是困境要被傾聽、被紓緩，政府必須從社會脈絡中爬梳設計出真正支持當事人生活的服務。而這背後的資源和協作，目前似乎還是相當不足。
廖福源指出，很多主管機關只做精神疾病的「防治」，不做社區支持，加上相關資源分散，社區工作者平時和各單位（衛政、勞政、民政、教育等）又缺少聯繫討論，導致資源的調動和整合相當不容易，因此也要求這次修法能建立跨部會機制，讓彼此聯絡更暢通。
心衛中心廣建卻空洞，層級不足效能有限
談及精神疾病，大眾很可能對諮商、精神科以外的資源很不熟悉，但臺灣各縣市其實已有設置「社區心理衛生中心」，作為全民初步接觸心理健康資源的場域。心衛中心是這次政院版修法的重點之一，社安網第 2 期也將挹注 23.5 億，在全臺成立共 71 間心衛中心（原則上每 33 萬人一間），投入大量心衛社工。
不過，李昀、廖福源等人都指出，許多心衛中心 3、4 年來都還沒有一間完整的辦公室，有的是在建築物裡掛個牌子，有的則是在衛生局、健康服務中心裡設辦公區工作，實質上缺乏完整的服務規畫和細節。
廖福源說，心衛中心以前著重在精神疾病的預防推廣、配合少量諮商，但根據政院版和社安網的內容，未來服務會以「個案管理」為主，由心衛社工負責。
心衛社工關懷的精神病人，通常同時是家暴、性侵等保護性事件的加害人，而個案管理是在回應人的多重困難，包括就醫、就業、居住、經濟等問題，透過評估當事人的需求，社工會協助家庭連結、協調、使用各單位的資源。
因此，做好個管工作的前提，首先要有可調動的周邊資源，社區支持服務也需要明確入法，防止社工明明要為服務對象拉資源、找服務，最後卻一無所獲的困境。
廖福源並建議，心衛中心應比照《家暴法》的家防中心，提高層級、設置單一窗口，並整合地方警政、消防、衛生等資源，才能為當事人提供真正多元、有系統性的服務。
國家修法將照顧壓力推給家屬、照顧者呼籲廣設照顧專線
每次精神疾病者重大新聞浮上檯面，除了針對病人的汙名化，家屬往往會成為眾矢之的。臺灣家連家精神健康教育協會理事長黃莉玲表示，國內的精障者有 9 成以上是由家屬照顧，而據衛福部 2016 年《身心障礙者生活及需求調查報告》顯示，慢性精神病的主要家庭照顧者，平均照顧時間長達 17.13 年。
「從家人發病、入院到出院陪伴的各個階段，都沒有任何人告訴家屬該怎麼做。」黃莉玲說，由於家屬對疾病完全不瞭解，難以分辨哪些行為是「個性問題」或其他原因，通常要到病情開始惡化才踏進醫院，錯失復元的黃金期。而在院內，醫生也很少主動轉介外部資源，除非是狀況較嚴重的病人才會碰到社工和心理師等其他協助。
根據家連家統計，在他們參加精神疾病教育跟支持團體課程的學員中，有 80％以上的照顧者，都是在家人生病 5 年以上，才藉由社區的 NGOs 接受完整衛教，「連基礎的家屬衛教課程，政府給的資源都非常少。」
家屬的困境長久以來都沒有被正視，政院卻在此次修法中把「家屬的照護義務」列入政院版（第 28 條），引起照顧者群體的強烈反彈，認為《民法》已有規定家屬的照顧義務，精衛法不需要特別再拉出來，也不應由政府帶頭，把照顧病人的壓力放在家屬身上。
此外，精障家庭諮詢專線對於許多照顧者團體而言，是一個低成本、高效能的服務，除了為家屬連結資源，更能提供暫時喘息的空間。黃莉玲呼籲修法應傾聽家屬的需求，將設置專線納入社區服務的一環，並提供合理的支持提升服務量能，幫助更多需要的家屬。
預算短缺又失衡，精障家庭何去何從
衛福部去年（2021）總預算約 2051 億，而目前主要處理精衛法業務的心口司分到 20 億，只占總額的 1％，還要和其他服務劃分，如口腔健康促進等。而在國民心理健康第 2 期，去年編列約 6 億預算，平均一個人只分配到 28 元。
在社會照顧方面，截至今年３月，全臺至少有近 20 萬人因精神疾病長期看診、領有重大傷病卡，其中許多家庭需要辛苦承擔照顧工作。
然而，社安網第 2 期共計 407 億預算中，為了僅約 300 名需監護的精神病犯便花費超過 37 億（佈建司法精神醫院與病房），針對臺灣整體精神疾病預防和因應措施卻只編列 94.7 億，其中許多預算還花在衛政（醫療）而非社政（社會照顧）上，實際的社區支持僅占 9.5 億，與現有的民間需求極其不符。
臺北市康復之友協會總幹事陳冠濱，曾在 3 月的修法公聽會指出，社安網第 2 期在社政、衛政的資源比例失衡，且當國家把心理健康、精神健康視為人民生活的基礎建設時，想要在政策上孕育出多元的社區支持，更需要長期、穩定的資源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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