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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是可以實現的,即使在充滿暴力的環境。」墨西哥照顧心理需求的計畫、哥倫比亞用音樂陪伴受創少年、薩爾瓦多的創傷知情社群,讓人們能在痛苦中、憤怒中,希望中擁抱彼此。

來臺灣後,從看護到茶室顧檯攬客,能賺錢供應家人是感到最有價值的時刻。但當客人來時,又覺得沒有價值,矛盾著自己做了上帝不喜歡的、有罪的事。

站出來講訴求時,我其實是在恐慌當中,因為我的居留證早已過期。但當時臺灣的法律,確實把我們弄成一個破碎的家庭。如果那時候不去抗爭、講出來的話,我們也都是即將被送回去的人。

我不認為任何人有義務要幫助誰,但我已經很努力的應付聽力障礙產生的不便,卻被一些一無所知的長輩質疑我為什麼不努力成為他們所謂正常的模樣。當下,我只感到非常的憤怒。

重災區居民的帳篷,不是政府支援,也僅有 NGO 提供生活援助。難民在強震後更是無工可找。從前烤肉餐廳老闆,臨時搭建流動攤位,說會一直留在這裡,給予其他災民一份希望。

一部設計不良的濟貧法,如何排除數百萬窮人?立法者當初良善的立意、行政官僚眼中的貧窮,如何與現實社會逐漸脫節?

2017 至 2022 年間,臺灣共 44 起家人不堪長期照顧而殺害身心障礙者,其中半數以上選擇共同赴死或自殺。僵化的長照評估和欠缺自立生活協助,都逼人走上絕路。

輔具的作用是幫助我們聽見聲音,但無法辨別不同聲音的差異,所有聲音會同時發生在我們腦袋中。雖然人們多半懷抱善意,但他們並不能理解我們的困難是以怎樣的方式影響著生活。

扭曲拜物、排除邊緣的文化,令人不合時宜。什麼是正常、什麼是異常?或許,人其實比自己想像的更有能力去含括更多的他者進入自己的眼簾下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