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死亡激增、跨國逃難商業化、武裝團體勢力形同政府，還提供公共服務

國際戰略研究所（IISS）發布《2025 年武裝衝突調查報告》（The Armed Conflict Survey 2025）指出，全球武裝衝突在 2024 年 7 月至 2025 年 6 月間持續惡化。報告統計，近 24 萬人在暴力事件中喪生，較前一年增加 23％。在死亡與暴力事件攀升的同時，人道援助需求快速擴大，數個主要捐助國卻陸續縮減對外援助，使「需要被保護的人」與「可運用的援助資源」之間的差距與日俱增。

平民死亡上升４成、1.2 億人流離失所

報告指出，烏克蘭與巴勒斯坦是最致命的衝突區域，分別造成約 8.2 萬人與 2.1 萬人死亡。報告援引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OHCHR）統計，2024 年全球平民死亡較前一年上升 40％，接近 5 萬人。

其中，加薩地區的兒童與女性傷亡占比極高，加薩的傷亡兒童占全球傷亡兒童的 80％、傷亡女性則占全球傷亡女性的 70％。在多個衝突場域，平民生活所依賴的民用基礎設施遭到破壞，救援通行與物資運送頻繁受阻，糧食不安全與醫療匱乏的風險增加，人道行動的可近性（取得援助的難易度）與可持續性同步惡化。

報告也指出，地緣政治競爭已回到舞臺中心，讓原本可被視為「局部」的戰事更容易串連外溢。在報告調查期間內，多起跨國或準跨國的重大衝突事件同時出現，包括以色列與伊朗在 2025 年 6 月爆發直接衝突、印度與巴基斯坦在 2025 年 4 月因喀什米爾恐攻而爆發為期數日的衝突，敘利亞政局於 2024 年 12 月急遽翻轉，引發區域安全佈局重整。

多地的情勢升溫對人道救援造成衝擊，住宅、供水、電力、醫療與教育設施反覆遭破壞，使撤離路線、跨境運輸與醫療轉送更不穩定，救援組織難以提前規畫「有效的人道通道」（effective humanitarian corridor）。

此外，當衝突擴散與多方武裝勢力介入，救援方在安全協商、通行許可與前線風險評估的成本也跟著上升，迫使資源被消耗在「是否進得去」而非「是否救得到」。且一旦物資運送頻繁受阻，糧食不安全、傳染病、慢性病失控與孕產風險也會迅速上升，形成「第二波死亡」。

流離失所的情形也日益加劇。報告指出，截至 2025 年 4 月底，全球被迫流離失所的人口達到 1.22 億人，創下新高，其中，境內流離失所者（尚未越國國界的逃難者）增至 7350 萬人，較前一年新增超過 600 萬人。

報告特別點名蘇丹已成為當前全球最大的離散危機，境內流離失所人口高達 1430 萬人。大量人口在邊境、城市邊緣與臨時聚落間反覆遷移，使住房、糧食、醫療、兒少教育與安全保護等需求，從短期救急轉為長期負荷，也讓家庭分離、暴力與剝削的風險更難被及時辨識與介入。

救援資金不到２成、全球援助格局數十年來最大震盪

當人道需求攀升之際，援助體系卻遭遇資金緊縮。報告指出，截至 2025 年 5 月底，全球約有 3 億人需要人道援助與保護，資金需求約 440 億美元（約新臺幣 1.38 兆元）。然而，部分主要捐助國在 2025 年卻縮減對外援助預算，資源轉向其他地方，如北約國家的國防與軍備支出受烏克蘭戰事等原因重整，以及美國對外援助體系受到川普政府大幅刪減，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約 80％ 的計畫被取消或縮減。（參考：川普的美國援助大撤退：臺灣公民社會的警鐘、人權工作的滅頂之災、獨裁陣線的機會）

美國作為過去全球最大的援助資源提供國，在 2023 年曾提供超過 550 億美元（約新臺幣 1.72 兆元）的官方發展援助，川普上任後的政策逆轉標誌著全球援助格局數十年來最巨大的震盪。法國、德國與英國等其他主要捐助國也紛紛跟進、削減援助預算。

面對國際人道援助資金缺口擴大，聯合國人道事務協調廳（OCHA）於 2025 年 3 月啟動「人道重整」（Humanitarian Reset）計畫，將優先援助對象下修至 1.144 億人、資金需求調整為 290 億美元（約新臺幣 9098 億元）。但即使如此，截至 2025 年 6 月 10 日，僅籌得 18.5％ 的資金，約 55 億美元（約新臺幣 1725 億元）。

報告也提醒，削減援助的影響不只在於眼前的資金缺口，更可能成為中長期衝突擴大的結構性因素。當糧食安全、基層醫療與教育資源被削弱，社會韌性會下降，衝突更容易被延長。維和行動與國際組織運作資源被壓縮，也可能削弱停火監測、保護機制與重建協調。

另一個常被忽略的則是資料能力。當人道狀況與衝突資料的蒐集、更新與公開受限，決策者與第一線工作者更難掌握需求變化，資源配置也更容易失準。

伴隨著資源緊縮，報告也觀察到國際援助可能出現新的權力真空。例如美國與多個西方國家在援助上的撤退，具財力與地緣政治企圖的國家便可能趁勢擴大影響力。

例如，中國與海灣國家（波斯灣沿岸國家）便具備承接部分缺口的能力，海灣國家也可能因此在加薩與黎巴嫩重建中扮演更關鍵角色。報告同時提醒，當援助進一步被地緣政治視為籌碼，人道行動要維持中立或想順利進入衝突區，將面臨更大的壓力。

跨國逃難遭犯罪組織「商業化」、風險加劇

另一方面，報告也把「移民與不安全」放在當代衝突的核心脈絡中理解。根據國際移民組織資料，2020 年全球國際移民超過 2.8 億人，占全球人口的 3.6％，較 1990 年增加 83.6％。移民議題在多國國內受到高度的政治操作，促使部分國家採取更嚴格、甚至帶有懲罰性的移民措施，試圖減少移民進入（如川普政府的移民政策將非正規移民視同犯罪者對待、違返國際難民公約義務等）。

然而，政策緊縮未必能降低移動需求，反而可能讓更多難民或移民轉向更危險的路徑，增加遷徙途中的暴力、勒索、人口走私與販運的風險，也讓收容、醫療與社會服務體系承受更難預測的壓力。

報告也以「跨國犯罪擴張」來說明移動風險如何被「商業化」。例如，根據國際危機組織估算指出，控制哥倫比亞和巴拿馬邊境的達連隘口（Darién Gap）路線的哥倫比亞犯罪組織「海灣氏族」（Gulf Clan），在 2023 年對每名穿越隘口者收取約 50-80 美元（約新臺幣 1560-2510 元）。

委內瑞拉犯罪組織「阿拉瓜火車幫」（Tren de Aragua）則利用移民潮擴張，鎖定脆弱女性進行性剝削與性販運。當邊境管制嚴格、迫使人們更加依賴地下路線，走私與販運往往成為犯罪集團更穩定的收入來源，受害者則在「無身分證明」、「恐懼報案」、「跨境追索困難」等結構下更難獲得保護。

在東南亞地區，在疫情與 2021 年緬甸政變後，區域治理真空與既有的非法經濟猖獗，讓跨境網路詐騙產業快速擴張。詐騙園區常藏身特殊經濟區與邊境商業園區，並形成高度組織化的線上犯罪生態，僅在東亞與東南亞每年造成的損失就高達 370 億美元（約新臺幣 1.16 兆元）。而詐騙園區往往與人口販運、強迫勞動、地下金流與武裝勢力控制交織，使其不再只是治安議題，而是牽動區域政治與安全的結構性風險。

武裝團體勢力形同國家，甚至提供公共服務

當武裝治理與犯罪經濟交錯，人道組織在通行、協商與安全風險上面對更複雜的處境，而平民的權利與基本服務能否被穩定保障，取決於「地方權力」如何分配資源、如何對待異議與弱勢。

例如，報告指出，非國家的武裝組織在多個衝突場域日益以「準國家」（quasi-state）的方式存在，也就是說，雖然不是正式的國家／政府，但在控制領土與人口方面已經具備許多類似國家的功能，並且會影響地方秩序與資源分配。

根據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截至 2025 年 6 月的紀錄，全球有超過 380 個引起人道關切的武裝團體，完全控制或部分影響著約 2.04 億人的生活；其中 85％ 甚至會提供某種形式的公共服務（安全、醫療保健、教育與社會支持等），或向其管轄的居民徵稅。

報告舉敘利亞局勢為例，沙姆解放組織（HTS）在 2024 年 12 月 8 日進入大馬士革後，從叛亂團體躍升為過渡治理時期的關鍵力量，並試圖以既有的戰時經濟治理模式延伸到更大範圍的行政與資源管理。

當前全球衝突呈現多層次交織，國家行為者、非國家武裝組織、跨國犯罪網絡與大國地緣政治競爭彼此牽動。隨著人道需求持續攀升、援助資源卻同步萎縮，人道工作者被迫以更有限的資源做出更艱難的取捨，並倡導國際社會重新承諾對脆弱人口的保護責任。

正如這份報告所揭示，衝突統計背後，是不斷上升的人命代價，而這個代價正不成比例地落在平民與弱勢者身上。此刻，堅守人道原則、維護每個人的尊嚴與權利，不只是價值宣示，更是避免危機持續擴大的必要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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