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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宏偉/我的收養故事(上):從臺灣到美國,我是誰?為何渴望歸屬?為何感到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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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不好的陪伴,也沒有最好的陪伴。我們不能時刻陪著他人,但可以不斷往那邊走、修正陪伴的方式。如果有這樣的信心,就是好的陪伴。」

拾荒者或酒店小姐的生活場域、弱勢兒少的社區據點,都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家」,卻讓人看見不幸的相通、對幸福的想望,以及營造幸福的多元可能。

身為監委,王幼玲比任何人都清楚各方機構無能應付需要高人力比的自閉症,遑論具情緒行為的個案。然而身為母親,她同樣難以接受臺灣自閉症支持如此薄弱、讓人走投無路。

院方違反人權的防疫感控,使慢性精神疾病住民被無限上綱的隔離。當生活只剩下吃飯服藥排泄躺床,更導致住民認知功能退化、身心狀態變差。

能夠包容「不一樣」的人越多,是不是這個世界帶來的傷害會越小?如果說這齣戲能帶給大家什麼,就是有能力的話,多一點溫柔。

當地磚淤泥逐漸褪去,是洗地的一大成就。而當街友的難處被老闆所重視、被他人尊重對待時,這一份穩定的工作,也讓人重拾好好生活的權利。

服務對象(個案)才是我最想負責的人,但他們是我老闆嗎?好像又不是。當我服務的對象變成社會局承辦和政治人物時,我還是社工嗎?

搬到家園後改變真的很大,我是在那之後才真的能和聲音和平共處。我們還約好以後如果家園(方案)沒了,我們就自己出去租房子住。

身心障礙者的權利是否落實、此刻必須改善什麼事,不只是講給身心障礙者聽,而是整個社會都要能了解跟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