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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2. 在馬拉威女孩身上,遇見臺灣的過去/畢嘉士基金會與非洲社區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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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篇:1. 從臺灣的偏鄉,到世界的偏鄉/畢嘉士基金會與非洲社區計畫
2017 年的馬拉威,名列世界 10 大窮國第 6 名。這個地處非洲東南的內陸國,全國面積超過 3 個臺灣大,人口近臺灣的 8 成,截至 2015 年底為止,卻僅有 1 個達百萬人口的城市(規模界於臺灣的彰化與屏東之間),其第 3「大」城,也就是屏基醫療團為之建立中央醫院的姆祖祖市,人口差距驟降至 22.4 萬,相當於臺灣的臺東縣。
2016 年,馬拉威的人均國民所得(GNI)只有不到臺幣 10000 元(同年臺灣 GNI 近臺幣 70 萬元),全國 1857 萬人有高達近 85% 的居民住在農村,以務農為主。不僅貧困,且在人類甚至已經克服了白血病、能進行器官移植、與癌症和愛滋和平共處的今日,許多馬拉威人仍在死於愛滋病、肺結核、瘧疾、霍亂,或者「沒有救護車的車禍」,使得國人平均壽命僅達 63 歲。
在馬拉威,每年有 3.8 萬名幼兒活不過 5 歲(約為臺灣的 38 倍),即便活過了,也未必能順利進入小學。念小學在當地名義上是免費的,實則因為學校也窮,往往連課桌椅和課本教材都沒有,學校於是變相向家長收取各種各樣的「發展基金」(development fund),包括水電、校舍維護費等,小學輟學率因此高達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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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中學,學費更是一大難題,從相對便宜的一般學校到昂貴的寄宿學校(boarding school),每學期學費都真實考驗著每個家庭的收入與資源分配,使得中學開始輟學率急劇攀升,25 歲以上可順利升上中學的比例僅達 20%,更別提再往上,只有不到 0.5% 的學生可以進入大學,進一步完成高等教育。
身為眾多進駐馬拉威的國際 NGOs 之一,帶著成長於臺灣的生命經驗,畢嘉士基金會的每一個工作人員,都理解到「教育」所能給予的是比「可預見的未來」更開闊的「機會」。
「我們會去學校跟老師們說,我們有提供獎助學金可申請,中學生可資助學費,小學生資助制服和學雜費。只要他們看到需要的孩子,就可協助轉介。」畢嘉士基金會公共事務暨資源發展組組長林茵慈解釋:「很多孩子都是單親或失親,或者家中務農而貧困、真的繳不起學費,家長也不識字,又沒有交通工具或餘力長途跋涉到我們辦公室,便由老師們代為填表申請,我們在地的馬拉威同事也會登門做家訪,確認他們的需求。」
看似單純的資金贊助,對畢嘉士來說其實充滿各種評估與權衡。例如,在他們資助的約 80 名小學生、70 名中學生裡,有 2/3 都是女孩子。因為無一例外的,女性是所有貧窮地區的最大受害者。
在馬拉威,遇見臺灣的過去
1978 年,美國學者 Diana Pearce 首度提出「貧窮女性化」(feminization of poverty)一詞,指出在全球貧窮人口中,女性的占比遠高於男性,且女性相較之下更容易陷入貧窮循環。這樣的循環,在馬拉威近 3 代之間正活生生的上演著。這種社會價值觀的進程與演變,從在地團體的倡議訴求中可見一斑。
2008 年成立至今的馬拉威當地女權倡議團體「馬拉威女孩培力網絡」(Girls Empowerment Network Malawi,GENET),在整個馬拉威有多達 9 個據點、23 名工作人員,年計畫經費達 1650 萬臺幣。
這個男性成員不超過 3 人的在地女性團體,長久以來在各個社區串聯志願者、家長團體、酋長、村領袖、政府社福部會等,並與包括聯合國在內的國內外 NGOs 協力爭取馬拉威女孩受教權、教導製作布衛生棉、教育女孩創業、訓練其經濟獨立。
她們並且在 2013 年提出一目了然的倡議口號:「我願意的時候才結婚」(I will marry when I want),因為截至 2016 年止,馬拉威還有近半數的女孩在 18 歲前就被迫結婚,有的甚至未滿 15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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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馬拉威近年最大的女權運動進展,是在 2015 年修改了婚姻與家庭法(Marriage, Divorce and Family Relations Bill),將最低結婚年齡從 15 歲提高到 18 歲。但直至今年 2 月,為了修補婚姻法與憲法間的漏洞,馬拉威國會才終於通過修憲,明文規定法定結婚年齡為 18 歲。
然而,僅管憲法已禁止童婚,在這個 2017 年 5 月才要建置人口註冊系統、2012 年才強迫施行新生兒註冊的國家,很多人根本搞不清楚自己究竟幾歲,許多女孩更因此「被宣稱」已滿 15 歲或 18 歲,導致兒少保護難以落實。
童婚現象既可說是貧窮與性別不平等之下的結果,也可說是導致貧困地區女性命運多舛的原因之一。最常見的循環,便是女孩自小被家庭與社區視為「可交換資源的物品」,不僅需負擔所有繁重的家務,當家中資源有限、必須分配給 5、6 個孩子時,男孩往往優先成為被投資的對象。
女孩在自己的身體、智識(教育)和社會參與上都被剝奪應有的權利,許多女孩因此相較於家中的男性手足,往往在小學或中學時便最先輟學,從此被迫走入婚姻,之後繼續操持家務,用同樣的方式看顧自己的孩子,形成一代又一代的惡性循環。
這些循環與所衍生出來的困境,諸如女性容易因性知識不足而染病或意外懷孕、未能受教育而無法爭取自身權利並抵抗傾斜的社會結構、產婦無法得到良好照顧而於分娩時死亡等,或者在支撐家計的男性離世後,無能獨自撫養孩子……
凡此種種,都是必須從社區合作、社會觀念溝通及女性培力方面長時間著手的,也因此成為畢嘉士馬拉威助學計畫的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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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馬拉威女性身上,可以看到我奶奶和媽媽所經歷的過往。」林茵慈說:「這使我對馬拉威女性的遭遇很有感。我奶奶不識字,很早就被父母嫁出去,不僅要照顧全家大小,還有生兒子的壓力。我媽媽只有小學畢業,她的弟弟卻可以念到博士,幾個姊妹必須合力賺錢養這個博士。」
「我問媽媽這樣公平嗎?她說,那時候的女生都這樣啊。」
「人生有這麼多事可做,為什麼要結婚?」
17 歲的 Agnese 是接受畢嘉士助學計畫的其中一個女孩,也是全村唯一能上中學的女孩。她每天 5 點就起床,必須在 6 點上學前去提水、撿柴、打掃、為全家生火煮飯,之後花 2 個小時沿著泥土路走到 8 公里外的學校。
她的家中就像大部分馬拉威居民一樣,務農、貧困、缺電、每天要徒步來回取 3 次水。每天下午 4 點下課後,她必須快速返家,不只為了準備晚餐打理家務,最重要的是趕在天黑前抵達,以免夜色昏暗中遭遇強暴等危險。
然而,即便如此辛苦,上學依舊是 Agnese 最快樂的事。在她高達 100 多名同學的班上,認真努力的 Agnese 成績永遠落在前 20 名。
「我最喜歡地理、看地圖,還有科學和物理。」Agnese 每天看報紙,在城裡把別人看完的報紙留起來,吃力細讀。在整個訪談中,只有提到上學、寫字和地圖時,原本羞怯的她才會忽然雙眼發亮,當我們打開手機上的地圖,為她定位出馬拉威和臺灣,以及整個世界的樣貌時,她更顯得全神貫注。
她甚至追問:「我以後想當記者,要怎麼樣才能當記者?」這個問題一時讓人語塞。我們想像中一個記者的養成,似乎樣樣都牽涉到學習資源與辯證思考的訓練資本,面對一個相較之下幾近一無所有的女孩,這個目標讓人以為遙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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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進一步問她為什麼想當記者,她的理由卻又直截了當:「我想寫出村子裡的事。村子裡發生很多事,都沒有人看到。」光這個初衷,或許已為她的目標開展了許多可能。「我會告訴所有的女孩,不要太早結婚。人生有這麼多事可做,為什麼要結婚。」在這個甫修改禁止童婚、在地 NGOs 都還在爭取女孩基本受教權的國家裡,這樣的反饋著實難能可貴。
「基本上,有進入我們小學資助計畫的孩子,我們都會繼續支持他們念中學,並且持續追蹤、了解他們的學習狀況,有需要時也會去家訪,了解孩子為什麼中斷學業。」林茵慈說:「但是,中學之後就是另一個層面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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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篇:
3. 女孩最不該學的,就是認命/畢嘉士基金會與非洲社區計畫
4.「丈夫走後,只留給我一個開瓶器。」/畢嘉士基金會與非洲社區計畫
5. 再怎麼匱乏,都有能力給予/畢嘉士基金會與非洲社區計畫
延伸閱讀:
從臺灣的偏鄉到世界的偏鄉,畢嘉士改變了什麼?
本專題由畢嘉士基金會部分贊助赴馬拉威採訪,作者獨立完成。
本文原刊載於公益交流站,於此收錄於原作者作品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