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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宏偉/我的收養故事(上):從臺灣到美國,我是誰?為何渴望歸屬?為何感到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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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上路前,臺灣社工社福界的職場霸凌已有跡可循。我們對社會工作職場霸凌的現況是否足夠瞭解?法規正式上路後,在以助人為使命的社工社福界,霸凌防治機制能否真正運作?韓國的研究,可作為探討臺灣現況的借鏡。

究竟社工們在激動什麼?為什麼好多情緒法律人和社工彼此都看不明白?錯誤的引用和沒有證據能力的東西,二審還會再被使用嗎?

對於判決,你是否也有滿肚子疑問呢?為什麼要緩刑呢?黃子佼與被害人全數和解,為什麼成為緩刑的重要考量?今年 8 月黃子佼的肇事逃逸事件,是否會影響他的緩刑?

律師蔡尚謙協助性犯罪受害人向大法官聲請釋憲,他呼籲,希望透過修法延長性犯罪案件的追訴時效。尤其社會往往只看見加害人的惡行、加重嚴刑峻罰,但被害人的照顧和需求,也應獲得更多重視。

精神病人多年來缺乏參與的機會,導致很多悲劇至今重複的發生。要讓精神病人敢說、敢出來說話,則又是一條漫漫長路。精神病人的言語往往被取消,或有太多不能說⋯⋯

「我會跟學生說,其實迷惘很正常,我也時常感到迷惘。對於未來,我沒有很明確的藍圖,但是我可以⋯⋯」

刑法怎麼修?跨部會要怎麼處理?法務部沒有正面答案。除此之外,現況欠缺法源依據,要求已經散佈的影像立刻下架。

刑法目的只在「究責」,如果要針對數位性暴力「防制」,應該從前端宣導、究責到事後的被害人保護都包含進去。

輿論認為討論戰爭就不能談人權是錯誤的,「民主、透明與人權」才是真正能夠保護臺灣的機制。